大漢的乾祐二年，可以用先順後難來形容，開局一個春季，風平浪靜。四境安穩，風調雨順，劉承祐十分重視的春耕井然進行，朝局進一步邁入安定的局麵。後宮先後有孕，天子又納新人，皇室開枝散葉。糧稅順利進京，諸侯上表臣服，《刑統》重編刊定......

    真的是開了個好頭，然而入夏之後，壞消息接踵而至。四月，河北大震，波及十數州；五月，蝗災欲來，覆大河南北。

    相較於地震，劉承祐以及朝廷，對蝗災更加重視，畢竟在夏收的關鍵時刻，若是大意，大漢的“苦民”們勞作之功化為虛有不說，又要鬧饑荒了，又要生亂了。涉及到糧食的問題，由不得大漢君臣不擔心。

    自大漢立國以來，便一直深受匱糧之苦。雖則，劉承祐降下嚴令，敦促天下道州府縣，禦備蝗災。然以時下大漢官僚將吏的執行能力，根本避免不了出問題。

    並且，此次蝗災之嚴重，波及之廣，遠超劉承祐與大漢君臣預估。步入六月之後，河北、中原諸州，相繼奏蝗。滑、濮、澶、曹、兗、鄆、淄、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中原、河北精華之地，幾乎處處鬧蝗，官民苦之。

    更讓劉承祐措手不及的是，開封府治下十數縣，同樣沒能幸免，且十分嚴重。蝗蟲鋪天蓋地，廣聞其聲，甚至有蟲，飛過皇城汴宮。

    在這大災之下，劉承祐與漢廷諸公反應也算快了，及擬詔令，頒發天下，令各地官民捕蝗。甚至於，罷停河工，發東京禁軍，以做捕蝗事。

    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是擔心夏糧減產的問題了，而是及時止損，能減少一顆麥的損失，也是好的。

    又設“捕蝗使”分赴各地，督令捕蝗抗災，同時從東京遣出禦史、郎官，監察各地捕蝗情況，但有不積極作為，抑或治蝗不力者，悉數上報，由中書處置。

    有地方將吏，麵對蝗禍，隻求順應天意，告祭所在山林川澤之神，如此也即罷了，還嚴禁治下百姓滅蝗，以致境內耕作之人，損失慘重。對於這類將吏，毫無意外的，不隻是罷官免職的處置，皆檻車而至東京，下獄判刑，從嚴處理。

    即便《大漢刑統》已然溫和了許多，廢除了諸多虐刑苛法，但漢法之森嚴，在此事方麵，仍舊體現得淋漓盡致。悲中求喜的是，劉承祐發現，大漢中央對地方，已恢複了一些最基本的行政控製。當然，在滅蝗救糧一事上，中央與地方，有種共同的認識與訴求，畢竟，沒有人願意餓肚子。

    事實上，有去歲河北滅蝗的經驗在，此次朝廷乃至地方，初期並未太過忙亂，隻是此次，鬧得太大太嚴重了，有些讓大漢君臣，措手不及。

    不出意外的，夏糧減產，並且春苗也受到了不小的破壞，也就導致可預期的，秋糧難以豐收了。

    所幸，劉承祐君臣，在此次在大規模的蝗災中，態度堅定，行動堅決，挽回了不少損失。劉承祐還親自下鄉視察，勉勵官民，安撫人心，刷了一波威望。

    僅半個月，京畿以及受朝廷威嚴輻射較重的中原諸州，蝗災便得到了極大的遏製。各地節度、防禦、團練、刺史，陸續上報，捕蝗成果。

    比如劉承祐的老丈人，鄴都高行周、兗州符彥卿、鄆州折從阮，三家共捕蝗近十萬斛。加上其餘各州的捕蝗數據，粗略一算，竟的五十餘萬斛。

    聞之，劉承祐還自嘲一般地說，上天賜朕糧五十萬斛，當親赴道宮祭奠告謝。還說做便做，這大概是劉承祐為數不多的“迷信”行為了。當然，這也算是苦中作樂，畢竟，蝗蟲又豈是那好吃的，且如此多的蟲子，對莊稼的毀壞程度，可想而知。

    以蝗蟲之故，今歲的夏收進度大大的被拖慢，而夏稅的征收，也拖到入秋。等到秋分之際，各地受災情況以及稅收情況，方有個粗略的匯報。

    結果當然讓人開心不起來，大漢的臣民們，又要餓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