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務的變革，都伴隨著利弊，都該從正反兩麵看待，在變革當下，也是隨時局發展而具備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現實條件，不顧客觀規律，靠著帝王抑或當權者拍拍腦袋決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變革，而是禍國殃民的瞎折騰。

    大漢朝廷或者說劉皇帝決定對兵製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幾道諫章，聽了一些進言，便腦熱心動，拍板決策。

    在前麵，已經有幾年的醞釀，也經過多方的調查與綜合考量，方才定論。財政麵臨的壓力，也屬於客觀情況，是現實需要。

    當然，並不是大漢的財政真的出了什問題，以當下兩稅、商稅及鹽鐵茶棉等稅收大項的收入，是足以維持國家軍事行政的正常運轉的，十年當可無虞。

    趙普等大臣所考慮的，也不是要打壓軍隊，也不認為朝廷的財政真就到了不裁軍就會崩潰的地步。

    國防鞏固，邊境維護，軍隊建設，這些涉及到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們也同樣明白，隻是覺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價維持著那般龐大的軍隊，確實沒有必要，軍費的開支是可以也應該得到限製的，至少該限製到一個健康的水平下。

    劉皇帝這些年在維護漢統，在治國理政上，也是在不斷調整，更加務實，更加看中當下。但是這不意味著他就完全喪失了遠見，不再具備預見性。

    作為帝國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長遠的考慮，而不是完全待事待臨頭，再去倉促應對。至少，他不願意在十幾二十年後，當問題深入、情況嚴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動地去解決。

    當然，他自己還能不能活二十年，還是未知數，但隻要他還在位，他能夠做的，該去做的，還是要堅決地去做，盡量不要把問題拋給繼世之君。這是劉皇帝作為“開國”之君的擔當，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糾正時弊、緩解舊矛盾的同時，也需注意到新問題的產生以及新矛盾的擴大，這是十分必要的。

    在過去大漢那多輪的變革中，也有無數案例證明了此點，沒有任何一項新政的誕生，新製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勞永逸，百利無害。因此，在這一方麵，大漢的君臣還是很理性的。

    從此番兵製改革來看，如果成功了，能夠按部就班地根據中樞製定的方案去落實，那在未來，大漢的軍費支出是能夠得到有效控製的，國家財政也能更加趨於理性與健康。

    這是利處，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樣的，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帶來了國家財政與國防建設的新矛盾。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改革也難稱成功，甚至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進行大規模的軍隊裁撤、的軍費削減之後，如何維護統治，如何鞏固國防，如何保障大漢這萬疆土的安全。

    被裁撤的軍隊，他們原本所承擔的國土守衛、治安彈壓的職責，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官兵的規模可以削減，但不能以犧牲國家安全為代價。

    因此，削減軍隊規模，隻是兵製改革的第一步，緊隨其後，當同步進行的，則是組織一股能夠填補國防缺失的力量，那便是鄉兵。

    經過多年的建設，大漢早已從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套基本的鄉兵體係，每年的軍費之中，也有一部分專門針對鄉兵武器、訓練、給養的撥款，由各道州都司負責。

    按照大漢鄉兵建設條製，凡在冊之鄉兵義勇，每年在農閑時，都要接受都司下屬作訓都尉為期45——60日訓練，包括基礎訓練以及軍事條令的灌輸，代價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勞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