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農不穩，無商不活，在農牧上堅持治本，在商業上安東也是大開方便之門，尤其體現稅收以及貨物進出的寬鬆。

    自古以來，曆代王朝都堅持一個重農抑商的政策，這是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決定的。

    同時，於統治階級而言，過度的商業活動，既會影響從事農桑的勞動力人口，也會增加人口的流動，增加治安的隱患，最重要的是，不利於官府的統治管理。

    時至如今，大漢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煩，還是那些走南闖北，時刻處於流動狀態的商業人口。

    即便朝廷在戶籍製度上是堅決強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無死角監控，至於跨道州甚至跨縣鎮辦案都十分困難。

    因此，天下的官員們，雖然知道商業活動的好處以及必要性，但為了政績，為了安穩，他們仍舊更願意將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樣既能創造生活資料，也更利於維護社會治安的穩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員，對商賈就更是大加鄙棄了。

    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漢朝廷上下，實則也屬於常態，哪怕大漢如今商業活動日趨頻繁，商業氛圍日漸濃厚，但本質上並沒有什改變，在農與商的問題上，農永遠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業的興旺，也基本局限於京畿、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縣，而這些地區之外，實則仍舊處於一種相對固化的小農經濟狀態。

    同時，在經商上，仍舊伴隨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像鹽、鐵、茶、酒、糖等產業，其大部分資源，都是實行國家專賣政策，一盤的商賈根本無法參與其中。

    雖然鹽、酒早已開禁，但其生產源頭，尤其是製鹽，仍舊牢牢控製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擔分銷的大商人們，也要按照官府的規定，要舔著官府臭腳，才能正常經營而不遇麻煩。

    各地的商道確實通暢了，層層重重的卡稅、關稅也被廢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嚴厲且嚴格的市稅，尤其在大城市內，要是不交足稅，連市場都進不去。

    像趙匡義在洛陽實行的人貨進出通道分離，如今已經被全國各地的官府給學了去，這也確實極大地減少了商賈逃稅、漏稅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貨物售賣了城市中去。

    限製的同時，也意味著規範，至少，還從沒有一個王朝，對商業從事人員、活動及稅收有過如此細致明確的管理，並專門製定了一部《商法》。

    當然，趙普等大臣最初製定這份法案的初衷，是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緩解財政拮據，卻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畢竟，在《商法》的框架下，進行合法商業貿易，從事商業活動，這本身就是一項進步，也是商人們願意接受的。不願意遵從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懲罰，願意遵從的，自然就是良商了，隻要服從管理，照章納稅，就可以安心經營。

    事實上，對大漢商業的推動，劉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時不時地商人說好話，大漢如今的商業氛圍，也未必有這“寬鬆”。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改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無法改變大漢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農業帝國，在生產力沒有取得突破性發展的情況下，大漢的商業也隻能局限於此，也難有更多的突破發展，政策的限製始終在那。

    甚至於，就是劉皇帝，如果真因為過度的商業發展，影響到了農桑漁牧，影響到了農業產出，影響到了社會治安，威脅到國家穩定，那他也會毫不猶疑地舉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都沒有帝國的安全與穩定重要。

    在這樣的情況下，劉煦在安東也采取了一些堪稱激進的勸商興商政策，比如商稅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開放安東的各項資源，包括木材、皮貨以及各類動植物資源，就是礦藏，也持對外開放的態度，隻是被聞聽消息的東京給叫停了。

    不過，對於金銀礦這樣的貴金屬，還是同意讓商賈開采、冶煉，隻是要加強監管。而在這方麵，也著實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東掀起了一陣淘金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