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發展總是有跡可循的，榆林之事亦然，朝廷的嚴厲封鎖之下，消息閉塞，但通過一些蛛絲馬跡，也能夠簡單地判斷出，那並不平靜。

    關內道前後征召的兵役、勞役，超過十萬人次，成千上萬的馬車、駝隊，裝載著數不盡的糧草軍械，向榆林輸送，而最顯著的，就是自趙王劉昉率軍北上榆林後，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間，陸陸續續，有超過五萬的朝廷各路官軍也踵跡以入榆林。

    至於那些背插軍旗，騎著健馬，飛馳於榆林至東京驛道間的驛卒，整個冬季都沒有停歇過，或傳令，或上報，或通知，而諸驛，尤其是那些軍事驛停，也始終處於連軸轉的狀態。

    消息的封鎖，僅僅針對那些層級不夠的普通人，但對於大漢上層權貴而言，榆林究竟是什樣的狀況，即便不能全悉，也多少有些耳聞。

    當然，最清楚的，除了剿賊前線之外，就屬政事堂了，就是劉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麵的了解，他隻是適時地查問一番，真正關注著，替他頂著的，還是太子劉暘，而劉暘，對此也一直比較上心。

    不過，對於榆林的平叛，劉暘這個太子也十分堅決，沒有優柔寡斷，沒有心慈手軟，能夠拯溺那數萬榆林難民，已經是他努力的結果了，問心無愧，至於其他人，力不能及，自不必強求。

    對榆林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洗，這是劉皇帝的態度與想法，但具體怎做，並不在意。而由趙普提出的這項封鎖政策，不得不說，很毒辣，完全是打蛇七寸。

    當初，趙王劉昉在北上榆林之後，除了把定邊周邊的一些叛軍以及黨項人驅殺之外，並沒有太大的動作，而後直接東進，入駐紮夏州。

    其後，劉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揮係統的構建、指導思想的建設以及軍事準備上。如果說關內，在靜默管理下，隻是生出了一些弊端，產生了一些後遺症，引起了一些民怨與不安，那在榆林，則完全是另外一種形勢。

    平叛從封鎖榆林開始，隨著劉昉的抵達，在榆林境內，也徹底展開。劉昉往各州縣城鎮派駐軍隊，增強防禦能力，同時大挖封鎖溝，把城鎮、據點與廣大鄉野隔絕開來，軍隊的重心，也放在抵禦叛軍騷擾以及保障後勤補給線上。

    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際，大漢對榆林的統治，已僅限於夏綏銀鹽靈這些主要城鎮，城鎮之外，基本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似乎將之徹底遺棄了一般，隨叛賊

    剿賊行營向各官府及全軍發布的命令中，直白地寫著一句，不使一粒糧、一匹布，流入叛軍之手，當然，最終演變成的是，榆林過去需要從外部輸入的各項資源，被徹底斷絕，尤其是糧食。

    榆林的生存條件，本就惡劣，過去也沒有經過太精細的開發，漢胡矛盾，也牽扯了發展進程，一直以來，都是通過皮貨、甘草、青白鹽來支持當地經濟的發展。而本身農牧業的發展，並不足以滿足整個榆林的生存需要。

    亂事一發，脆弱的經濟體係，就徹底被打破了，叛軍燒殺搶掠，裹眾作亂，官軍嚴防死守，驅逐限製，一個冬季過去，整個榆林，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衰敗下來。

    劉昉進榆林之初，不論是鹽州的袁恪，夏州的李繼遷，還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軍，都警惕異常，甚至做好了全力應對一輪浩蕩進剿的準備。

    像袁恪，由於大本營明湖鄉距離定邊太近，幹脆放棄，向北轉移，想要把官軍吸引到黨項人的活動區域對付。

    結果，拋足了媚眼，官軍根本不為所動，劉昉的目光更是沒有放在那些叛軍身上。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天氣逐漸嚴酷，隨著官軍一係列的調整展開，即便再愚鈍的人，也都反應過來了。

    官軍的手段，實在太毒辣了，進軍平叛，剿殺的隻是造反的叛軍，而如此封鎖，對付的卻是整個榆林境內的人口，不論胡漢。

    此前，各城官府，還能收容一些主動來投的漢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護與救濟，等各城的封鎖溝挖成，這條生路就斷了。至於向南逃難，見機早，走得快的，還有生還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沒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