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悄然而逝，不知覺間，開寶二十二年中秋已然臨近了，又是一年佳節，東京城內各處，已然遍掛花燈彩帶，滿城都釋放著喜悅的氣息。

    風波過後，便是平靜，隨著西北叛亂的平定，大漢就像闖過了一劫，逐漸安定下來，日子照過如常。但是，隻有身處其間的人，方才明白，比起過去，士民們的生計已然有了深刻的變化。

    最明顯的，自然是那逐步抬升的物價，當初的糧價風波，雖然在朝廷的打壓下控製住了，但是時有反複，在三十文上下波動。

    朝廷為了有調整的餘地，也未像過去那邊，固定糧價，定死一個指導價格。這也就導致，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官府幾次向市麵上放糧，也平抑製糧價。

    抬升糧食價格，以惠及農民，是朝廷為了緩解農事矛盾，消解農民怨氣，鼓勵生產，是一道必須執行的政策。但是，若是城市糧價漲得太狠，導致失控了，也不是朝廷樂意看到的。

    因而，如何控製其中的那個度，朝廷也是頗費心思，過去的半年多，也是時刻關注著，一旦有過頭，便立刻出手幹預。

    也就是朝廷過去積攢甚豐，有足夠資源可供調配，方才保證了一段平穩的過度期。然而，對於東京的士民而言，生活成本的提高是顯著的。

    這漲價的，可不隻是糧食，連帶著鹽茶、糖酒、醬醋、肉食、蔬菜，等一係列生活物價，都跟著上漲，造成的結果便是，城市百姓的生計開始艱難了，像東京這樣帝都，則更讓人體會到什叫“居大不易”。

    當然，東京作為帝都，基本的體麵還是要維持的，社會要安定，市場要繁榮，同時，充沛豐富的各類資源供應，形成了規模效應，價格上漲一些，但比起此前鬥米五六十文的時候，還不是那難以接受。

    何況，帝都的生活水平本就較高，各種機會也多，賺錢也更多，這才維持著一個基本平衡。但京城之外的城市，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東京、洛陽的米價在三十文，其餘城市就升到三十五、四十、五十文，且城市越偏越小，交通越困難，物產越貧瘠，價格就越高。而對這些情況，朝廷不是不知道，但要做到徹底的控製，幾無可能。

    說起來，還是過去，為了供養城市，對農民壓榨太狠，吸血太多，如今為了撥亂反正，緩解矛盾，又生出新的問題罷了。

    僅東京城內外，常駐人口便達百萬，過去，劉皇帝也曾沉浸在這種壯觀之中，但繁榮的背後，也醞釀著危機，如此眾多的人口，想要供養，每日消耗的物資是海量的，這其中的代價顯然是不輕的。

    而天下不隻一個東京城，還有洛陽、太原、幽州、大名、江寧、杭州、成都等大小城市，而這些地方，與東京的本質，也是相同的。

    大漢的城市，說到底，還是消費型城市，為了供應這些城市，吸取的，自然是全天下農民的血汗。沒有強大的生產力保證，沒有充足的物資供應，一切繁榮，也都隻是假象。

    過去的幾十年，天下從分裂到統一的過程中，社會層麵上也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商業日趨繁榮，城鎮手工業空前發達，但這也是要建立在充沛的物資生產上的。

    發展生產力，提高物資供應，也是最基本的事情。然而，恰恰是在這種根本的問題上，遇到了危機，不論商業有多繁榮，但大漢本質上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家，全天下九成多的人都是農民，農事若不穩，帝國何以安。

    從皇帝到官僚，往往隻看得到城市的繁榮，卻總是忽略農民的貧苦，並且也習慣了向他們索取，當然用壓榨要更合適些。

    而過去的這些年，城鎮士民，之所以能過得那般滋潤，也是建立在朝廷想方設法提供充足的價格低廉物資的基礎上。

    此前，朝廷痛下決心，推動物價上漲，也是因為終於發覺了其中的問題，感受到了供養那多城鎮居民的壓力，通過此法，施恩農民，緩解過去大造銅錢帶來的幣值問題，同時也有趕人的想法在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