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寧案就像一個支出水麵的線頭，不用力往上拽，永遠不知水麵下究竟牽扯著多少人與事。經過數日的發酵，有所牽涉的西京權貴們對於康寧案的態度，也都逐漸顯露出來了。

    大部分人多少是要過問一下的大部分人也都能穩得住，他們是不怎信康寧能有多嚴重，又能如何牽連到他們。當然，這是對那些牽扯不深的權貴而言。

    而有些人則不然，做賊總是心虛的，自審自量，都難以真正穩坐釣魚台，能夠坐望局麵發展，容後而動，都是心態沉穩的了，坐不住的已經迫不及待地去察問幹預了。

    當然，眾生百態，也少不了像國舅李業那般，視風險為機會，視危機為良機，暗地蠢蠢欲動、磨刀霍霍之人，可是一點不少，尤其在李業的親自邀請串連之下，動心者就更多了。

    因此，往大理寺打招呼、探聽情況的人明顯多了，而目的也明顯不盡相同，這也讓大理寺少卿向敏中更加迷惑了。尤其是，當有禦史明奏彈劾，責他審案不盡力，懷有私心。這樣的指責，讓向敏中既驚且怒，同時對留康寧案的迷茫與焦慮也加深了，更加謹慎保守，不敢貿然動作，將下麵職官們想法壓製得死死的，一切唯上命是從

    陽邑侯府坐落在北城，在西京內城的東北域，陽邑侯張永德則是一等侯爵，幾十年過去，大部分功勳老將不是凋零，就是退居幕後，但總有少部分人依舊堅持在崗，處在軍政權力的中心位置，張永德便是其中之一，時任侍衛司都指揮使。

    夜幕降臨，侯府也進入了一種寧謐而安詳的氛圍中，剛與家人用過晚餐，享受了一番天倫之樂，張永德照常回書房，準備讀讀書，看看一些重要消息情報，還未進入狀態，便有仆人來報，穀陽伯來了。

    穀陽伯乃是已故邢國公的外甥李重進，同樣與郭家關係親厚，但比起張永德一生的順風順水，李重進的際遇要明顯坎坷曲折些，說他命途多舛或有些過，仕途多難卻是勳貴之中公認的。

    若是李重進本身不堪也就罷了，但偏偏不是。李重進雖有些性格缺陷，意氣多發，衝動易怒，但他為人努力，做事認真，打仗也勇猛，對朝廷也一向忠誠，早年也立過不少功勞，又有郭家勢力影響，提升並不慢，至少在早期不比張永德的升遷慢。

    但是，每到升職的關鍵時刻，李重進總會出現些問題，或是自己捅了簍子，比如淮南之戰中的殺俘行為，或者就是幹脆打了敗仗。

    最典型的一次，便是乾祐北伐之時，與史延德兩個人立功心切，貿然追擊，狂飆急進，結果中了遼軍埋伏，損了朝廷幾千禁軍精騎，教訓之慘痛，使李重進成為乾祐北伐後少數不升反貶的高級軍官，這對心中始終有股傲氣的李重進而言，實在是個不小的打擊。

    在後續大漢一統天下的過程中，李重進也撈到了一些仗打，立了一些功勞，但比起來同資同輩了一些將領已然落後不小。

    開寶初年，劉皇帝賜爵授勳，有司經詳細、嚴密、綜合權衡後，議封李重進二等伯爵，劉皇帝也沒有異議，賜封穀陽伯，而張永德的陽邑侯可是一等爵，這樣的落差，讓李重進如何能夠平衡，因而長期處於一種憋屈與不甘的情緒之中。

    開寶初年的大小戰役，每一次李重進都會主動請命，但也都沒有撈到什出眾的功勞，一直到開寶北伐，李重進已近五十，仍舊積極請戰，希望通過這樣一場戰爭獲得軍功，爭取榮譽，升升爵，提提待遇。

    為此，不惜與小輩一道擔任危險且辛苦的先鋒差遣，結果出師未捷，舊疾複發，轟轟烈烈的開寶北伐，最終成為了一個看客，還是在靠近戰場的地方

    開寶北伐之後，即便意誌堅定如李重進，也不免心灰意懶，在開寶十年便開始隱退，先是自請調出禁軍序列，被安排到燕山南道擔任副都指揮使，兩年後徹底退役，離開待了大半輩子的軍隊。

    退出軍隊的李重進，開始步入政壇，並且到了地方官府，直接便從州長官開始做起，考慮到他沒有治理民政的經驗，當年趙普是打算在道司中給他安排個虛職先掛著，但李重進背景夠硬，資曆夠老，最後跑了個商州刺史的實職。

    然而，李重進終究隻是個武臣，統軍尚可，在治政上，實在沒有什可稱道者。一沒有經驗，二少耐性，三還一心想著做事出成績，最後結果，出的自然是亂子。

    就在當年，因此秋稅收繳之事，李重進行事過於操切，作風過於粗暴，結果激起了民變，為撲滅民亂，他又選擇強硬鎮壓，搞出來幾十條人命.

    於是，當了不足半年的商州刺史，直接被奪職，李重進也由此徹底淪為一個閑人，並且一閑就是十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