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二年的大漢帝國，誰的權勢最重，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劉文澎，本該是名正言順地掌握帝國最高權力，然前有雍熙輔臣牢牢掌握政權，後有慕容太後一係列喪失人心的舉措，而皇帝自身，則連太宗皇帝給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還沒盤點清楚。

    主弱臣強的局麵，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宮案”後，依舊持續著，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這種情況。“陛下暗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朝廷眾臣僚們的心理，而“諸輔當國”的政治格局也成為現實。

    而要論權勢，當然得從政事堂那幹重中找，從開寶時期起，尚書令成為帝國事實上的首相，這一點早已成為了一種共識，即便在《漢會典》中並沒有隻言片語對“首相”一職的解釋，但這種約定俗成的共識卻已深入帝國上層人心。

    因此，作為尚書令的張齊賢，毫無疑問是帝國權勢最重的人物之一。不過，比起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說讓人意外的，還得是中書令、魯王劉曖。

    從世祖時期起，魯王就不是一個多出眾的人，才幹、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龍如虎的兄弟們的光芒所籠罩，即便是名聲，也都不如劉暉、劉曙這樣麻煩纏身、“爛事”一堆的皇子。

    低調是其作風，平庸是他帶給人最深的印象，即便開寶末期晉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運”，吳公劉暉因“裁撤皇城司議”觸怒世祖被罷黜相權，燕公劉昭又謙懷本分、退居不從，方才讓世祖把目光注意到這個八兒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魯王劉曖能夠從開寶末期開始活躍於大漢政壇，近似一種偶然與巧合，權位與名望，幾乎就是從天上掉到他頭上的。

    而在前後近二十年的時間，你也很難找出他有多出眾的建樹與作為，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晉位中書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舊是那個平庸尋常的“八皇子”，他立足於政事堂的資本，在帝國權力中樞扮演的角色，隻源於他的身份，隻因為世祖皇帝定下的體製需要有這樣一個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對於這樣的角色定位，不管魯王劉曖心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卻把握得十分到位，並且，由此度過了整個雍熙時代，臨了太宗還把他放到輔臣的位列中。

    從這個角度來講，魯王劉曖又豈是表麵的“愚魯”與“平庸”就能解釋的？

    而真正展現其本色風采，讓宗親勳貴、群臣百官看到劉曖一絲真容，恰恰是“移宮案”後的秉政時期。

    通過“移宮”行動，劉曖與張齊賢等一眾雍熙輔臣，算是達成了一個政治同盟，這個同盟未必牢固，也難談能持續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後及慕容氏外戚壓製之後，把控著大漢帝國的前進，維持著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國計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贅言了，這就是這個政治同盟的積極意義，這也奠定了整個平康二年大漢帝國的政治格局。

    而在這個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魯王劉曖以及尚書令張齊賢，雙方甚至有一個明確的分工，張齊賢總理國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時一般，負責軍國大事的具體處置執行，隻不過，比起當初獲得了更多的議政、決策以及拍板權，當然，效率變低是必然的，因為眾輔臣也不可能齊心一致，內部總有拉扯。

    而魯王劉曖的作用，則在於偕同眾臣，協調內外廷關係，以及處置諸國、諸族、諸王諸事宜，核心就在一點，他是世祖之子，太宗欽點的輔臣，是代表皇室參與到國家事務，保證帝國政權的穩定，社稷的安全。

    再這樣的背景下，魯王劉曖的身上，也漸漸具備了一定的大義與正統。他的權力與威望在不斷提升，與之相對應，是麻煩與壓力也在不斷積累。

    “攝政王”絕不是一個容易做的位置，說坐在火爐子上烤也不為過，一個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滅，而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於魯王劉曖而言，上有天子劉文澎，皇帝年紀是輕，但並不是一個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種莽撞過激的舉措，都能給劉曖帶去巨大的衝擊與麻煩。

    與此同時，在與雍熙輔臣的合作，也隨時有破滅的可能。他們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憚趙王劉昉，配合著慕容太後將他逼退，當魯王的權威真正樹立起來之後，同樣也不可能無動於衷。

    與此同時，朝廷內外，對魯王與雍熙輔臣把持朝政，權不歸於天子的情況，不滿的情緒乃至聲音也是層出不窮。

    當今天子，乃是正統皇帝，太宗留輔臣，是為從旁輔弼，而非讓魯王一幹人等代行皇權。

    如果說慕容皇太後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隻是讓人心中不滿的話，那“移宮案”後，對於雍熙眾輔臣的指責與攻訐就擺到明麵上了，因為不管怎說，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絕後宮幹政”這一條理由，但法理性終究不強。

    慕容太後，終究沒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論，“移宮案”的發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後進一步折騰大漢中樞之外，對於偌大帝國而言，是沒有更多好處的。

    這件事，事實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絕對權威，徹底暴露了年輕天子對帝國把控的無能，這是具備重大政治風險的事情，給帝國的運轉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那些級別不夠、接觸不到的階層就不說了，但至少京畿權貴、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國王們，對此，不說洞若觀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當然了，以帝國強盛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央權威，以及那套依舊穩定運轉的國家體製，還不至於讓這些人等對朝廷、對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對於“主弱臣強”，以及“輔臣當政”的局麵，卻是發自內心的不滿。

    他們未必對天子劉文澎有多忠誠信服，但事實就是，他們能接受一個少年天子指點江山，對他們發號施令，卻很難容忍有人“代天”行權。

    天子的權力，有法理的解釋，道統的維護，那是世祖、太宗兩代先帝賦予的，年輕也不是那幹輔臣恃權傲上、代行國政的理由。而僅僅依靠一道“太宗遺詔”，一個“輔臣身份”，顯然無法解釋他們輔政以來的所有行為，可以攻訐的地方很多。

    而這種不滿，顯然也不可能僅僅出於對皇帝的忠誠，對法統的維護，其中必然會夾雜著一些權力與利益之爭。而一旦涉及到這些，那矛盾、衝突、鬥爭都是無法規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