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本章水。

    平康四年秋九月朔，延禧驛外的官道邊，前尚書令張齊賢即將踏上離京的旅途。

    暮靄沉沉，秦天寥闊，瑟瑟秋風當麵，雪白的須發肆意飄動。胡音陣陣，馬鳴蕭蕭，西京大驛的繁榮氣象，也難以帶走張齊賢老臉上的絲絲淒迷。

    已是六八高齡的老人，本不該如此失意，但望著前方的失意之途，驀然發現，自己並非世事洞察，心中仍舊湧現出無限的唏噓與悵惘。

    張齊賢被罷相的原因很簡單，以中秋禦宴上，醉酒失儀，險些冒犯聖躬，先是罰其閉門自省，沒幾日便奪其尚書令職。

    當然，這是表麵呈現出的東西，根本原因，還在於皇帝劉文澎對朝政影響的加強，並且加大了對張齊賢為代表的這些“欽命輔臣”的排擠與打壓。

    而比起魯王之黜落出京就國，張齊賢的罷相就沒有經曆太激烈的對抗與鬥爭了，甚至顯得水到渠成，同時，這其中也未必沒有張齊賢主動求退的意思。

    一方麵，張齊賢本人已然年老，說是風燭殘年也不為過，精力不濟是必然的，麵對朝野內外紛繁複雜的政務與人心已然力不從心，又如何再抵擋來自皇帝的針對？

    而更重要的一方麵則在於，張老相公心疲了。輔政的這近四年時間，張齊賢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實則隻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延續太宗皇帝的“雍熙之政”，在朝廷內部此起彼伏的各種爭端之中，他所有的決策與行動，都是站在這一基本立場上的。

    相比於李沆、呂蒙正等人還有一些更為高遠的政治理想抱負，張齊賢更像是“雍熙之政”的最後一個守望者，悉心維持，苦苦支撐，因此，過去的四年，是完全可以稱之為“後雍熙時代”的。

    但到如今，那種局麵顯然是維持不下去了，皇帝是平康皇帝，卻要讓帝國自上而下都保持雍熙時代的風貌，這不隻是在為難皇帝，也是在為難自己以及其他統治階級，也不現實，更不符合“客觀規律”。

    當內心僅剩的堅持都行將破滅之際，再讓張齊賢占據首相之位，別說皇帝受不了，就是張齊賢自己都沒有繼續逗留的心了。而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闕，固然有些傷及顏麵，卻也未必不是個好的結局。

    何況，與魯王劉曖不同，劉文澎還是給了他基本的體麵，讓他以司空銜致仕，同時於張齊賢故鄉曹州敕建一座曹陽伯府，作為他今後養老之所。（張齊賢於雍熙十四年，被太宗皇帝賜爵一等曹陽伯）

    不管如何，張齊賢的收場，要多了那一絲仁德，皇帝劉文澎也頭一次沒有由著性子來，出人意料地給了帝國首相的一份尊重。

    不過，致仕後的張齊賢並沒有第一時間東歸曹州休養，而是選擇西行，原因有二。一是其次子張宗誨在延州當知州，雖然在彈壓地方、平複騷亂上很有手腕，任上也有不少業績，但此前也屢屢傳出一些擾民行為以及個人作風問題，這讓一世英明的張齊賢臉上無光，想親眼去看看。

    其二則是張齊賢打算對大西北再進行一次考察，如今脫離了相位的限製，得到空暇，他要對此前治政過程中忽視的一些問題進行一番總結。

    對於大西北，從世祖皇帝起，就一向格外重視，深以為慮，畢竟曾經失落於中國兩百年，在飽受吐蕃、回鶻等蠻邦夷國的侵蝕後，漢家文明想要恢複文明、重新紮根不難，但要清除那些曆史遺留問題，尤其是一些隱藏於漢化的之下，表麵順漢，實則反漢的一些問題，風俗問題，民族問題，以及宗教問題。

    往前倒推四十年，即便拋開西征帶來的影響，西北都是大漢帝國最不安穩的地方，也是朝廷重點經營鞏固的區域，從世祖到太宗，乃至現如今，都是如此。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資源，耗費的國力，也要超過漠南、遼東、西南諸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幹吏，不管發生了多少亂子，又被朝廷折騰得多厲害，又進行了怎樣的清洗，“西北係”的勳貴、官僚都是帝國凝聚力最強的一個派係，在大漢帝國的政治舞台上，永遠不缺乏他們活躍的身影。

    同時，西北係或許也是帝國最開放、最不排外的一個派係，因為眾多勳貴、官僚本身就屬於“外來者”，而過去幾十年，西北的政治領袖們，如盧多遜、王佑、王明等，無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

    幾十年來，自道司以下，有太多外地豪傑俊才，在經過大西北的艱苦磨礪之後，脫胎換骨，成為帝國的棟梁與榱桷。

    而張齊賢，恰恰就是西北係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經曆，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寶貴的一份資源。在朝，張齊賢或許難以壓製住眾多的勢力，但在西北派係，至少在西北的文官係統內，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