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當今天子劉文濟在帝國哪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絕不是帝國最為核心的統治區域京畿，也不是山陽、燕北那些名義上有血脈聯係的地方，而是東南吳會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劉文濟能在江浙得到這般大的民心擁護，自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並且絕不隻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數年的蟄伏。

    根本原因在於，劉文濟在江南期間，表現出的政治態度，其中有對江南文化風俗的鼓勵與尊重，有對中下層僚吏士民的憐憫與體恤，還有對東南農商手工業發展的認可與支持。

    有此三者，劉文濟也自然而然獲得了江南道主要階級的認同與擁護，登基以來，即便有些整飭官場、民生的動作，對地方造成了一定動蕩，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當經曆的陣痛。而僅僅通過廢除康宗時代對東南地區的那些貢獻，就足以俘獲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時期帝國全麵性的恢複發展中，也是江浙地區，勢頭最猛。當然，平心而論，這隻是江浙地區多年積累後的正常爆發，而劉文濟朝廷中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隻是維持一個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夠，畢竟在君主專製的封建時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種「過分」的奢望。就這樣，朝野之間已經有一大波人在誇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時，劉文濟也是大漢帝國曆代皇帝中毀譽最多的，評價之雜，甚至顯得有些割裂，畢竟，朝朝外還是有一大波人並不從心認同並信服他這個皇帝。

    但在江浙，當鑾駕降臨之時，在整個東南世界引起的反響，也是極其熱烈的。江浙的權貴與官僚們，明暗組織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沒在東南士民熱情洋溢的歡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隻可惜，劉文濟從來都是一個主意很正的人，雖感其熱情，但並不為江南的喧鬧與亂話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辦。用劉文濟的話講，他出巡是為了視察政治民情，而非遊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點關注的事務，官吏的選拔、考察與培養事宜，他過問尤多，尤其是婁江學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劉文濟專門就此發表講話，並對其中表現突出者，提出表揚與讚賞。

    在上海時，劉文濟駕臨江海關總稅務司，親自接見稅務總監下屬的稅務處長的梁同海，聽取他關於江海關稅務政情的匯報。在這方麵，劉文濟可是個行家手，當年他可是在江海關總監下掛職鍛煉過的。

    這梁同海，就是婁江學院第一期畢業學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時間，從一屬吏，爬到江海關稅務處長，正六品的官職，這已經是出類拔萃了。當然，也是此人趕上了「第一期」的時遇優勢。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養選拔之外，貪腐問題也吏治管理中一個避不開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麵，江浙的問題，嚴重程度同樣居全國前列，這當然也是富庶地區的通病。

    經濟發達、貿易旺盛的地方，權貴豪紳雲集、富商大賈紮堆，也最容易滋生腐敗與權錢交易。同樣是在江海關，在武德司、禦史監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著皇帝南巡之際，揪出了一連串的貪官汙吏。

    江海關下屬那些位卑權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張膽的違法犯罪之事，隻需在進出口貿易的監管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能輕易掙到「潑天財富」。

    作為大漢帝國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國最開放的城市，上海的風氣與大漢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傳統的、光怪陸離的事物在這都能出現，就連***，都顯得「別具匠心」。

    受各種流言傳說的影響，在許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著黃金的城市，商業的屬性拉滿，再保守的人在這也不避諱談錢，

    世宗篇23 官錢糧鹽.

    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已經誕生了，但那些人間罪惡、陰影與汙穢，同樣也籠罩著這座城市，盡鬆江與長江二江水都衝刷不掉。

    至於皇帝駕臨前後對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頓，實在不算什大事，在大上海，來來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幾個人更屬正常。

    這座大漢帝國最魔幻的都市，任何個人的生死榮辱都是微不足道的，隻要這座城市還在，圍繞著此城形成的那套規則還在運行，他繁榮就不會褪色。

    那場整頓過後，官場內外，相關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來職位，變化之劇如上海，這樣的機會也是難得的，這不禁是機遇，更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勢與地位。

    論對上海市的了解，劉文濟絕對是大漢帝國少數看得比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臨此地，即便開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動搖。很難想象，這座城市最終會發展到怎樣一種形態，而劉文濟下定決心的則是，中樞要加強對此地的監管控製。

    要說東南官場在腐敗問題上，還有一點尤為突出，那就是官、義二倉的虧空，當然，這個問題非東南獨有，從朝廷建立、完善並落實倉儲製度開始，就始終存在著，隻是在不同時期，呈現出的嚴重程度不同罷了。

    對於地方官僚來說，看著一批又一批的錢糧物資在倉場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貓見了鹹魚不伸爪子還要難受。

    關於「二倉問題」的整治，在雍熙時代伴隨著「賑貸製度」的調整完善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清理行動，效果顯著，最終填補了大量虧空，給國家追回了不少損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長的時間下來，也可想而知在這方麵，又積累了怎樣深重的弊病。貪腐虧空，監守自盜，中飽私囊，這些情況一點也不稀奇。

    最讓劉文濟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為，其手段可是讓人歎為觀止。他們也不貪不拿，隻是利用官倉公儲中的糧米鹽布來做生意，錢隻有流動起來，才會產生更多價值，東西也一樣。

    那些物資，如果躺在倉庫，就永遠隻是一堆死物，價值隻會減不會增。但若是將之販賣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價值，同時創造的額外的經濟效益，還能填補衙門支出，給僚吏們發些福利。

    至於那些物資本身所承載的社會價值與賑濟責任，在沒有緊急事況發生時，也凸顯不出來，真有問題了，那還有其他辦法解決，永遠不要小看官僚開動腦筋的能力。

    至於朝廷的監察，也不必過於擔心，有的是漫天過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點在於，要把財富流動起來，這樣才能產生更大的價值，至於流動過程中出現的人財物力的成本，也能輕鬆轉嫁出去，於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順記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糧食來說，倉庫檢查、陳糧翻曬，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財物力的......

    不過，這種做法，總歸是違法的，若是過去，或許隻能交給一些商賈，通過他們的渠道變賣，也得益於對外貿易的大發展，東南操持此事的官僚們，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適的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