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這樣，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珍惜為何物。當範老相公繳印卸職，謝絕送別，淒淒惶惶地離京南去時，朝中因此大感歎息的人，數不勝數，包括許多在「倒範」之事中盡了心、發了力的朝臣僚屬、言官清流。

    當然，最能體現人心向背的，還得是洛陽中下層士民的反應，街談巷議中，盡是不舍之情。甚至有士民直接表示說：「先去包府尹，再罷範相公，京中士民，難得安寧了」

    正統九年的時候，在洛陽府尹位置上幹了整整六年的包拯，終於被排擠出京城了，範仲淹也沒能擋住。不過，由於包拯在洛陽府任上積累的巨大聲望與卓越成績，包拯算是升職，被委任為東南轉運使，主導東南財權，這可是方麵重任。

    而等範仲淹去世的消息傳來後，京中更是沸騰，從官方到民間，追悼、緬懷的活動不斷。卸下宰相之任的範仲淹，已經恢複那譽滿天下的忠臣表率了，其死後，就幾乎被奉為當代「聖哲」了。

    皇帝劉維箴自然也被驚動了，下詔追懷，廢朝七日，雖然他除了正常的大小朝會，平日並不上朝。同時又讓歐陽修以其如椽之筆，替範仲淹寫下一篇神道碑文。

    最後經過朝廷討論，劉維箴欽命，追封範仲淹為平江侯，後人因此稱之為「範平江」。當然，喚得最多的，還是「範文貞公」，因其諡文貞。

    也是從範仲淹死後的十數年間，大漢帝國的文臣士子們，創作了大量與範仲淹相關的詩詞歌賦，其中，既有對範仲淹個人品行與功勞的讚頌，更有對那段時期的緬懷與追憶。

    畢竟，從後麵大漢帝國的發展來看，範仲淹秉政的那五、六年，被視作世宗皇帝建隆盛世「最後的餘暉」。

    正統年間遺留的史冊、案籍、著作資料中，能夠相對全麵地認識到，範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成就與建樹，尤其是一些經濟數據，最能體現那個時期大漢帝國所處的狀態了。

    在正統八年（1049年）的時候，由範仲淹推動，對帝國進行了一次大範圍、全方位的統計。而從雖不準確，但最具說服力的帝國官方數據可知：

    在當時，大漢帝國在籍丁口，已然超過12億人，這顯然是不包括那些由貴族、官僚、地主、商人豢養的家仆、扈從、佃戶，以及數以百萬計向諸封國的人口，還有大量為避稅抑或因管理、統計不善造成的黑戶。

    正統七年的帝國財稅，地稅、商稅、關稅、交易稅、鹽鐵茶糖專營、官產、職田以及礦稅、金銀冶煉輸入等等進項綜合起來，在財政入項上，已達17億貫。

    當然，這個數據，比起建隆極盛之時，差距明顯，倒推十五六年，當時帝國財計，每年進項可一度迫近2億貫。不過那時的大漢帝國，正處在世宗皇帝統治的巔峰時期，政治清明，製度健全，執行度高，監督力強，河清海晏，四夷無事。

    而全國的耕地麵積，也突破了一千萬頃，從南到北，自東而西，各種氣候環境，水田、旱地、梯田，帝國田土，以各種形式被開墾出來。

    可以說，範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在物質上依舊具備雄厚的基礎。隻不過，帝國家大業大，攤子鋪得開，各項支出開銷也同樣巨大。

    養兵、養官、養吏、養貴族這種傳統的、基礎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自世宗後期以來，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費、浪費也不用多說。

    關鍵在於從正統六年到十二年這幾年間，大漢帝國並不算安寧，天災人禍不斷，尤其是河北地區，持續幾年的大旱，造成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帶來饑荒，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動亂與疾疫也隨之而來

    帝國在向前發展的同時，各種矛盾也在快速積攢，而最集中的一次爆發，便是「王則起義」，範圍極廣，禍及五州三

    仁宗篇9 南風壓倒北風.

    十餘縣，與眾極多，叛軍勢大時，規模一度迫近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