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為熱鬧的地方應當屬前門外的天橋，但是到了民國之後王府井大街就開始成為內城最為繁華的商業地段了，因為這建起了一座綜合市場，這也是北京城第一座綜合市場，因為靠近東安門，因此又被北京人稱之為東安市場。

    東安市場原本是一塊練兵操場，但是清末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東安門外又是皇親國戚和文武大臣的居所，市場的需求便讓這就出現了許多商業店鋪和小攤販。但東安門是達官顯貴出入宮廷的門戶，這條大街上出現了太多的攤販以至於道路常常堵塞不通，於是清廷就將東南麵的八旗兵神機營的練兵場開辟為了綜合市場，把這些攤販都挪了進去。

    因為這是內城第一家集吃喝玩樂為一體的大型娛樂購物場所，所以東安市場也就成為了繼天橋和琉璃廠之後北京人最愛逛的商業區。滿清覆亡民國建立，內城的商業化氛圍更甚，也少了許多封建時代的忌諱，於是相鄰的王府井大街也迅速開出了許多商鋪，平日這條大街上都是車馬雲集，人流如梭的場麵。

    不過當遊客走到王府井北麵的錫拉胡同時，卻能看到一處和鬧市區不相適應的靜謐之地。錫拉胡同的西口就是袁世凱擔任內閣總理大臣時的舊居，這居住的都是達官貴人，自然也就不允許閑雜人等進入了。

    而在袁世凱舊居相鄰的隔壁院子，卻居住著一群日本人。這是昔日袁世凱聘請的日本軍事顧問青木宣純的住宅，現在則成為了他的徒弟阪西利八郎的的住所。在華陸軍軍官稱這處宅邸為阪西公館，也是日本陸軍在華情報的總機關。

    因為之前陸軍在滿蒙、山東等地的失利，特別是滿蒙獨立計劃和otg2ntc=策動張勳進攻共和黨山東軍計劃的失利，直接導致了陸軍在對華問題上的發言權的喪失，這就大大的打擊了陸軍在華情報收集的工作，內閣顯然是不願意為一個沒什成績的情報機關支付賬單的，特別是在外務省積極想要奪回外交主導權力的時候。

    而陸軍內部對於對華工作也一樣存有不同的看法，某些積極想要讓陸軍歐洲化的軍官，一直都認為依賴個人的影響力去影響支那內部的人員，對於當前的時代來說已經過於落後了。陸軍需要的是更加科學化的收集中國社會的一切情報，而不是試圖去同支那上層人士交朋友。

    更何況，這些支那通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著中國化的作風，又處處為中國人說話，使得他們很是懷疑，到底是誰影響了誰？比如青木宣純就在國內一直在為袁世凱辯解其人的決斷，雖然青木提出了如何對付袁世凱的策略，但是青年軍官們依然對這位支那通保留著懷疑。

    隻不過，在袁世凱在世的時候，陸軍還能通過青木宣純和阪西利八郎從袁世凱那獲得情報，還能通過袁世凱在北洋政府中安插日本顧問，因此陸軍雖然降低了對於阪西公館的期待，但還是支持了阪西公館的情報工作。

    但是在袁世凱去世之後，新政府的成立及對於政府中外國雇員的不信任姿態，讓阪西公館的情報工作陷入了更大的困難。上海虹口事件的爆發對於阪西公館來說倒不是什壞事，陸軍開始頻繁的對阪西利八郎發出指示，要求阪西弄清楚北京新政府對於虹口事件及日本帝國的真實立場是什。

    這任務對於阪西利八郎來說，真是又開心又痛苦，開心的是軍部終於還是看到了阪西公館的價值，痛苦的是他的老關係都在北洋團體內部，但是當下的北京卻是群雄逐鹿，北洋四分五裂的局麵，他幾乎得不到多少有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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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阪西利八郎和其部下們一籌莫展的時候，8月2日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輔佐官田代皖一郎代表駐華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上門，向他請教了關於馮國璋對日立場的問題。

    在綠蔭覆蓋的院落內，阪西利八郎臨窗而坐，對著田代皖一郎侃侃說道：“馮國璋這個人，我的老師青木曾經評價過他，雖然出身於官僚派，但是和民黨也相處的很好，此次總統推選的結果，證明了老師的推斷是正確的。

    但是我認為，他終究還是一個官僚，他沒有自己的信仰，和民黨的友好不過是一種留後路的手段而不是真的理解了民黨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不可能不顧惜自己的利益，無條件的去支持民黨。

    就對日立場來說，我認為這和他對待民黨的立場是一致的，他不會過於得罪我們，以避免日後有求於我們時被翻舊賬，但是也別想著他會為我們去對抗共和黨，因為他沒有這個實力。”

    田代皖一郎思索了片刻後問道：“那假江浙湖漢北如支持他對抗共和黨不僅僅是我國，再加上英國人或其他國家呢？馮國璋是否會有所動搖？”

    阪西利八郎沉吟了一會後搖著頭說道：“馮國璋和袁世凱同年，中國人都說六十而耳順，到了這個年紀一般是不會有什雄心壯誌了。更何況，吳川才30出頭，孫中山都已經50出頭了，以常理推斷，未來三十年中必然是吳川的天下，馮國璋還是要為子孫考慮的。”

    田代皖一郎遲疑了一下又問道：“以您對於北洋團體的了解，您認為在段、馮之後，可還有年青一代能夠團結北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