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有些意外的看著後藤說道：“真沒有想到，後藤你今天會如此坦誠，我以為你會試著說服我不要放棄滿洲呢。”

    對於原敬的評論，後藤新平心也是深感無語，假如還有機會的話他自然是不願意放棄滿洲的，畢竟那片土地承載著他的政治理想，失去了滿洲也就意味著日俄戰爭之後他在滿洲土地上傾注的熱情已然全部化為烏有。

    作為全日本頭號殖民地施政專家，他的名聲大半來自於滿洲，而滿洲也是他和寺內正毅這一派係聯合的基礎，可以說失去了滿洲之後，也就意味著寺內一係在政治上的垮台。在寺內因為米騷動下台後，作為殖民地文官體係代表的後藤，現在必須要為本派係的生存加以考慮了。

    過去後藤堅持日本對於滿洲的特殊地位，實賴於滿洲利益關係著寺內所代表的朝鮮軍政係統的利益。如果日本能夠重新拿回在滿洲的特殊權益，那主導此事的寺內一係官僚是最大的收益者，因此哪怕希望再渺茫，後藤和寺內也是不肯放棄這個希望的。

    但是在寺內下台之後，即便後藤再堅持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也輪不到他們這一派來主導這一國策了，這個時候作為一名有責任感的日本國民，後藤當然要從實際出發去考慮日本的利益了。

    而他衡量後得出的結論就是，為了滿洲和中國開戰就是一件得不otg2ntc=償失的決策。於此同時，帝國對於南洋的開發卻給了他們這一派一個卷土重來的機會，除了南洋之外帝國其他地區並不能成建製的接受他們這些滿洲係統的官吏。因此去南洋，已經成為了他們唯一的機會。

    當然，南洋這片沃土現在被國內各方都盯上了，失勢的寺內根本沒辦法幫助他們獲得對於南洋的壟斷開發權力，眼下也隻有獲得原敬領導的政友會的支持，他們才能把滿洲的殖民係統移植到南洋去。想要和原敬達成妥協，後藤自然隻能在對華政策上支持原敬，這就是他今晚改變立場的根由。

    不過在麵子上後藤並不承認這點，他隻是誠懇的對著原敬說道：“我依然認為帝國未來的出路在大陸，帝國不可放棄滿洲。但是，目標和手段有時並不會一致，有時即便目標在我們的前方，我們也還是要向後走，並不是我們放棄了目標，而是為了尋找一條更容易通往目標的道路。

    日俄戰爭之前，德國的夏洛克先生在國家與性質一文這樣說道：德國與法國的對立必然削弱歐洲；企圖利用這一點的不是俄國而是美國；因此德國與其加強陸軍參謀部，不如設置綜合經濟總參謀部，以準備迎接日益熾熱的經濟戰，通過和法國的合作使歐洲複興，以此對付美國。

    本次歐洲大戰的爆發和結果，恰恰證明了夏洛克先生的遠見卓識。同樣的，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必將在太平洋兩岸形成對峙。而亞洲大陸的中心是中國，因此日本應當和中國搞好關係，振興亞洲才能對抗美國。相反，如果日中繼續對立下去，隻會削弱亞洲的力量，從而讓美國擴張在亞洲的勢力。

    歐洲大戰的前車之鑒，不能不為日中兩國所警惕。因此在此種情況下，日本應當先謀求亞洲經濟的整合，隻有先將英美的商業從亞洲排擠出去，增強了日本的實力，我們才能去考慮政治上進一步和中國合作的問題。

    再說了，既然中國出了吳川這樣的政治家，我們對於中國的任何施壓之舉都可能讓中國和美國走的更為接近，這顯然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結果，也是日本外交的災難。”

    原敬對於後藤的見識還是讚賞的，而對於南洋的開發光憑政友會也吞不下，南婆羅洲幾乎和20年前的滿洲一樣，完全是一片荒野，甚至比滿洲還糟糕，畢竟中國人還可以交流，但是南洋土人則完全就是一群野人了。要想深入婆羅洲島的內陸，沒有陸軍的出馬是不行的，海軍最多也就對港口和城市感興趣。

    不過他並不急著提到南洋的開發問題，而是繼續向後藤問道：“那你認為，帝國的對華政策應當做出什樣的調整呢？”

    早在在寺內內閣內相的位置上，後藤就公然對外宣稱，內務省的公務全部交給次官處理，自己隻負責考慮對華政策。這種完全無視了外務省的宣言到底有多跋扈且不論，但是後藤對於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確實是當前日本首屈一指的專家。

    聽到原敬的問題，後藤隻是思考了片刻就江浙湖漢北說道：“從當前日中關係因為上海事件的惡化來看，我看第一點要做的是召回那些中國浪人，除了僑居中國的實業家、顧問和報人外，那些所謂的中國浪人除了挑起日中民眾的對立外，就成不了什事。讓他們回國暫住一段時間，可以讓中國人慢慢忘記這些浪人們的卑劣行徑，這對於恢複日中民間友好往來是有利的。

    第二是建立東亞經濟同盟，當初我國對於孫文、黃興支持良多，雖然他們現在不太可能再兌現割讓滿洲的承諾，但是對於日中經濟的互相提攜一事，孫文總統總應該沒有推辭的餘地的。

    不管是孫文總統的國民黨，還是我國實業界，都需要一個經濟上的聯合。這個經濟上的同盟不僅在於幫助國民黨抵抗共和黨的經濟控製，還能幫助我國商業在華獲得比英美更加優勢的地位。最後也能破壞中美合作的關係，迫使中國在南洋開發上和我國站在一起。

    第三則是支持中國的禁止鴉片販賣政策。共和黨對於此項政策極為敏感，他們的力量延伸到哪，便會先搗毀當地的煙館，下令對鴉片貿易進行管製，隻有在專門醫院的專業醫生開出的處方中，才能少量配給。我國和俄國在東北的鴉片商人都遭到了中國人的驅逐，因為這件事也令中國人對於治外法權痛恨不已，可以說維護這些鴉片商人完全是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