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心的庫茲涅茨基大街兩旁的商店大門禁閉，商店的玻璃櫥窗上也被一塊塊木板給封住了，兩側的人行道上白天也隻看到三三兩兩的行人，每個人都是低著頭匆匆走過絲毫沒有在這條革命前繁華的商業街停留的意思。

    坐在馬車內的宋雲桐看著外邊蕭條的景象，也是緊鎖著眉頭。這座城市的商業已經完全停止了，據說在工人居住的地方還有著一些地下黑市，但是國營和私營的商店都已經停止了營業，因為沒有商品可賣。現在整個城市完全是依賴配給製才能維持基本的社會需要，當然也有一處地方還有商店開業，那就是外國人居住的旅館，不過那的商店隻接受外匯和黃金。

    據駐莫斯科辦事處的同誌說，原本商店隻收英鎊、法郎、美元和日元等外匯，並不接受共和元。不過隨著各國對於蘇俄采取了越來越嚴格的禁運措施，俄國人才改變了態度，現在商店的大多數商品都是來自於中國，但是他們去購買的話卻要比俄國人進口的價格高了3-5倍。

    辦事處於是試圖自己從國內寄一些郵包過來，但是俄國人卻表示這些郵包不能算外交郵包，不能享受免稅的待遇，除非能夠給他們一些回扣。這些俄國人的舉動讓辦事處的同誌們感到困惑不已，這和舊時代的俄羅斯帝國的官吏究竟有什區別。

    不過宋雲桐卻比這些辦事處的同誌更能理解這些俄國人，當物資匱乏的時候，還能格盡職守的正直官員不會太多，哪怕是那些在公開場合譴責舊製度和有產者罪惡的忠誠黨員，當他們掌握權力時也不能保證他們不去貪汙公款或是勒索那些有產者。

    在這一點上他是認同吳川的看法的，在沒法保證充足的物資供應otg2ntc=時，應當對幹部的經濟錯誤加以容忍。隻有在黨提供了充分供應的情況下，還有人不肯停手，那就是本質問題了。不是每個黨員都能在個人品德上向捷爾任斯基這樣的黨員看齊的，要是按照捷爾任斯基的標準去衡量黨員，那共和黨就會成為政治上的少數派，根本就推動不了革命的前進。

    雖然俄共布的組織比共和黨建立的要早的多，從俄國社民黨內分出的俄共布黨員，幾乎都有10幾20年的鬥爭經驗，但是在俄國的俄共布依然是一個極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二月革命爆發前，俄共布的成員還不到5萬人，其中一半多在遠東地區。

    相比起戰前俄羅斯帝國的1.7億人口，現在波蘭、芬蘭等地獨立出去之後也還有1.4-1.5億人口，俄共布的人數和整個國家的人口相比，差不多是1比3000的程度。雖然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俄共布黨員的發展速度很快，十月革命時已經超過了30萬人，但是和共和黨快速發展時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不堅定的投機者太多了。

    為此列寧在年初時特意指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隻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來的人。”

    隻是說是這說，年初的時候也開除了不少不合格的黨員，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嚴峻性，俄共布還是不得不加速擴張了自己的組織，現在俄共布的黨員人數再次超過了40萬人。

    和共和黨所麵臨的較為緩和的內外局麵不同，在殘酷的階級鬥爭和幾乎被瓦解的社會經濟麵前，俄共布隻能勉強維持著社會秩序，自然也就不能對這些俄共布黨員要求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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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況，同莫斯科市麵的蕭條，俄共布基層黨員的貪汙腐敗相比，宋雲桐更為關注的還是整個俄國的局勢變化同莫斯科人民委員會中各位委員們的能力。

    俄羅斯的局勢，老實說要比宋雲桐在國內想象的還要壞，除了麵對白衛軍和帝國主義的聯合圍剿外，蘇維埃俄國幾乎就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政權的名稱。

    宋雲桐原本以為，蘇維埃就和革命委員會是一樣的，俄共布是蘇維埃的權力核心，而俄國各地的蘇維埃都是莫斯科最高蘇維埃的下屬機構，但來到了莫斯科之後，他覺得自己還是過於樂觀了。

    蘇維埃是俄國的權力機關這點是不假，但是各地的蘇維埃擁有著極大的獨立性，說句難聽的話，如果不是白衛軍和帝國主義幹涉軍的存在，各地蘇維埃甚至都不願意接受莫斯科蘇維埃在名義上的領導。因為蘇維埃的權力核心不是俄共布，或者說除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地區的蘇維埃牢牢的被俄共布掌握外，其他地區的蘇維埃有的是孟什維克領導，有些是社會革命黨領導，也有些是地方上的民主人士領導，蘇維埃就是一個公民選舉出來的公民代表委員會，並沒有規定必須要由俄共布來領導。

    隻不過在白衛軍和帝國主義幹涉軍的威脅江浙湖漢北下，這些地方蘇維埃不能依賴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便隻好服從於莫斯科蘇維埃的命令，對抗白衛軍和帝國主義幹涉軍。用一句話來形容，蘇維埃俄國並不是為了捍衛共產主義而形成的，而是為了反對企圖恢複獨裁製度的白衛軍和試圖入侵俄國的帝國主義幹涉軍而聯合起來的。

    因此，俄共布甚至不能把這場戰爭稱之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戰爭，這將把那些不受俄共布控製的蘇維埃推向白衛軍和帝國主義，隻能含糊其辭的稱之為白衛軍發起的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