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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英國在巴黎和會時期的內閣，陸軍大臣丘吉爾是最為痛恨布爾什維克的一位內閣成員，他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偏見，甚至連一些英國人都有些不以為然了。

    丘吉爾認為：在俄國隱藏著一個紀律嚴明、權力高度集中的政黨，它要在遙遠的未來創建一個完美世界，在這個目標的激勵下，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他告訴自己的同僚和公眾：“和許多遠大政治夢想不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質是，隻能靠暴力來宣傳和維持。布爾什維克黨人做好了準備，要摧毀一切阻止他們實現這個夢想的東西，不管是俄國的社會製度還是俄國人自己。”

    在倫敦他對一位會見者說：“在曆史的所有暴政中，布爾什維克的暴政是最壞的、最具破壞力的、最為可恥的。”

    首相勞合·喬治對此認為丘吉爾的動機不純，他告訴記者：“公爵的血統讓他反感俄國全麵消滅大公的做法。”

    丘吉爾身邊的許多同事和英國大部分公眾，都將丘吉爾視為怪胎和不可信的人。加波第戰役的災難並沒有從丘吉爾身上洗去，英國公眾依然把他視為一個劊子手，並認為他對於布爾什維克的言論聽起來有些歇斯底。

    比如在1918年11月，丘吉爾在一次選舉發言中說道：“在大片大OTg2NTc=片的土地上，文明正被滅絕。布爾什維克黨人就像狂暴的狒狒大軍一樣，在城市的廢墟和受害者的屍堆上歡呼雀躍。”

    當時在場的內閣成員一片嘩然，貝爾福冷淡地對丘吉爾說道：“我欽佩你講述事實的誇張手法。”

    事實上，在德國尚未投降之前，協約國內部對於俄國革命的看法正在有所改觀。一方麵協約國方麵沒有想到德國人在美國宣布參戰後居然還有餘力發起在西線的進攻，這讓英國人開始焦慮德國如果拒絕投降的話，從萊茵河到柏林的進軍道路上不知還要流多少血，這將讓美國在戰後擁有對歐洲更多指手畫腳的權力。

    因此在俄德和解後，協約國內部的自由派開始傾向於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十月革命並不是一場叛亂，雖然他們推翻了一個民選的臨時政府，但至少布爾什維克留下了沙皇一家的性命，這說明布爾什維克黨人還是有理智的。

    另外，鑒於現在的法國和美國都是革命後的產物，因此自由派也把十月革命看成為了一場比資產階級革命更為激進一些的革命。至少威爾遜總統一開始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解是：限製大企業、大政府的權力，給個人提供更大的自由。

    威爾遜的私人醫生格雷森就對外透露，總統讚同布爾什維克黨章中的很多內容，“當然，他說他們的謀殺、充公以及對法律的徹底漠視，都應該嚴厲譴責。然而，他們的學說有一些是完全被資本家逼出來的，資本家忽視各地工人的權利。他還警告所有同事說，如果布爾什維克黨人能理智下來，製定一套法律政策，那他們很快就會遍布歐洲，推翻現有的政府。”

    勞合·喬治在和會上也曾經附和過威爾遜總統對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看法，“寡廉鮮恥、專橫無道的舊秩序得到這樣的下場完全是咎由自取。俄國革命表現出來的殘暴，完全歸咎於壓迫與剝削。”

    寇鬆向貝爾福抱怨過，“首相自己就帶有一點兒布爾什維克的味兒。有人覺得，他會把托洛茨基當作國際舞台上唯一的知己。”

    另一方麵，協約國中的許多人相信，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最終會安定下來，變成資產階級。西方的事情不會發展到俄國那種地步。如果布爾什維克的理念滲透西方社會，那是因為人民本身忍無可忍了。

    威爾遜和勞合·喬治都認為，拿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目標，就奪走了它需要的氧氣。沒有土地的農民，沒有工作的工人，沒有希望的尋常男女，都盼望著那個預言家允諾的國度的降臨。

    威爾遜對於協約國其他政治家們說道：“江浙湖漢北即便是在自己的國家，勞資之間也存在危險的隔閡。種子需要土壤，布爾什維克的種子找到了已經為它們準備好的土壤。所以要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方法就是建立一種新秩序。”

    勞合·喬治對此也表現出了相當樂觀的看法，他對一名向自己提問的記者回應道，“你難道不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會自生自滅嗎？歐洲非常強大，完全可以抵禦它。”

    威爾遜總統基於支持自己的進步主義者的立場和反對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對於政府的操控，勞合·喬治首相則是為了安撫國內的激進工人運動和選舉，他們不約而同的都站在了對蘇俄緩和關係的立場上，但是他們也認為“俄國人應當遵守規矩，才能讓他成為我們的一員”。

    勞合·喬治於年初抵達倫敦和克列孟梭會麵時就試圖勸說他，“我們不能當那個國家不存在。俄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吃盡了苦頭，他們的軍隊赤手空拳地戰鬥，俄國政府無情地背叛了他們。經受了這種苦難，俄國人民反對協約國也不奇怪。

    但是俄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橫跨歐亞兩大洲，人口接近兩億。我們可以不喜歡布爾什維克黨人，但西方可以拒絕承認他們嗎？要是說隻有我們可以從一個偉大民族中挑選代表，那就等於違背了我們為之奮鬥的所有準則。

    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政府就犯過同樣的錯誤，支持了法國的流亡貴族。結果使歐洲陷入了一場持續25年左右的戰爭。難道我們還能再犯一次同樣的錯誤嗎？”

    但是法國總理克列孟梭並不能接受勞合·喬治的觀點，他把俄國布爾什維克視為了德國人顛覆沙皇政府的工具，在俄國和德國和解後，他進一步加深了這一印象。因此他認為布爾什維克主導的十月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在德國操縱下的一次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