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息不對等，戰爭中的雙方經常容易誤判對方的決心和行動，但也有人能夠通過有限的情報分析出準確的信息。

    夏國主李乾順便從大同帝國準備了近一年時間才發起大戰，並由濁輪寨和黑山威福軍司先展開攻擊等異常，判斷正乾皇帝有一戰滅亡夏國的企圖。

    其人乃盡發國內十五至七十歲男丁為兵，決意與大同帝國魚死網破。

    可惜，同軍與夏國的老對手宋軍完全不一樣。

    不僅戰力強悍攻堅能力極強，且戰術非常穩健，根本不懼夏軍的人海戰術。

    而同軍將軍事仗和政治仗一起打的獨特做法，更是讓與宋軍打了上百年襲擾破壞戰的夏軍官兵極不適應。

    在戰場上，同軍將士不論是與夏軍進行遠程武器對射，還是展開貼身肉搏，士氣變化很小，仿若一群狠辣無情的殺神。

    可在戰鬥結束之後，軍紀嚴明的同軍官兵卻能對夏國婦孺老弱秋毫無犯，還能對放下武器投降的夏軍傷員悉心救護。

    與建國後就不斷接受漢化的遼國不同，漢化程度原本並不低的夏國建國後曾一度番化，國窮而民野。

    但再如何化漢為番，也改變不了夏人仍是人的本質。

    是人就會有畏死求生的本能，就會在同軍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雙重作用下，做出明智的選擇。

    因而，大同帝國對夏國新占領區的消化速度比起遼地和宋地相對要慢一些，但也沒有太大的困難，總體來說還算順利。

    而且，這種消化是編戶齊民重建基層社會組織的真正“消化”，並不是宋夏兩國對邊境番、漢部落和村寨的羈縻。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兩國國力和戰力都相差巨大，讓冷靜下來的夏人明白繼續對抗下去隻有死路一條。

    夏國實行普遍兵役製，百姓一家為一“帳”，男子年滿十五歲成丁（遠早於宋、夏兩國），二丁取正軍一人。

    由此，其國國力最盛時，曾號稱“甲兵五十萬”。

    但要看一個政權的軍事實力，不能隻看其能夠動員的兵力多寡。

    若是這樣，人口數十倍於夏國的趙宋早就該一統天下了。

    夏國境內沙漠高山占去大半，剩餘的土地本就很少，其中還隻有少部分能用於農耕，大部分隻能采用於效率相對低下的畜牧。

    土地不適宜農業生產，出產太少，養活的人口就有限。

    離開了土地出產和人口基數，兵士、甲械、戰馬等戰略資源隻能是無根之木。

    不考慮國家持續發展的“十丁取九”極限征召，鼎盛時期的夏國遭遇危機時確實可以征發“五十萬”大軍。

    但這五十萬中真正的“甲兵”隻占其中的小部分，其餘大部分都是甲械不全，訓練程度低下，基本不能用於攻堅作戰的輔兵。

    由於大宋王朝近幾十年來對夏國多次征伐持續放血，後者的國力已經大為縮水。

    夏國如今的人口滿打滿算也就兩百來萬，再怎極限征召，又能征多少兵？

    所以，大同帝國戰部在指定伐夏戰略時，就沒有考慮趁其不備、直搗興慶府之類的“奇策”，就是堂堂正正的國力碾壓。

    此戰，同軍先是以重兵屯駐陝西路威脅夏國正麵，使其主力不敢輕動。

    再以偏師自北至南多點突破，以牽製大量夏國輔兵和少量精銳；

    最後，主力才由陝西路展開進攻。

    為了打好這一仗，大同帝國前後準備了近一年時間，僅正麵戰場，就調動連第二、第三和第四共三個軍和羈縻遊牧武裝超過十萬人，正可謂牛刀殺雞。

    同軍在大戰略上雖然分出主力和偏師，但在具體戰場上，並不存在絕對的偏師。

    任何一部，都能硬撼至少數量兩倍於己的夏軍精銳。

    麵對大同帝國的國力碾壓，夏國主持防守的晉王李察哥手握著最重要的五萬可機動精銳兵馬，也隻能步步後退，不敢與同軍硬碰。

    對蓄謀以久的大同帝國來說，此戰的難點不在於怎樣滅掉夏國，而是滅夏之後如何穩定控製其領土。

    夏國雖窮，卻是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的“大國”，其國土麵積比趙宋王朝鼎盛時期的疆域四分之一還要略多。

    其中僅有大約五分之一的國土與大同帝國交界，其他大部分與新宋政權、吐蕃諸部、黃頭回紇、黑汗、西州回鶻、殘遼等勢力接壤。

    很明顯，即便以大同如今的國力之強盛，想要穩定控製麵積如此大且周邊形勢複雜的國土，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幸好，大同還有潛在的盟友——新宋政權。

    如同當初夏國主李乾順明知道聯宋抗同才是最佳戰略，卻隻能選擇在大宋滅亡之際出兵爭奪殘宋領土以擴充實力一樣。

    形勢窘迫的新宋政權，尤其是直麵同軍壓力的秦鳳三路宋軍也麵臨同樣的困境。

    而與夏國麵臨的窘境有所不同的是，作為正乾皇帝欽點的“華夏法統之爭”的對手，新宋政權有資格教訓破壞“華夏法統之爭”的夏國。

    而且，正乾皇帝還在《伐夏檄文》公開邀請包含宋人在內的天下豪傑出兵滅夏。

    新宋即便攻打夏國，也不用擔心大同會借機報複。

    當然，唇亡齒寒的道理人人都懂。

    在夏國還能勉強支撐時，宋人肯定不會利令智昏到助同滅夏。

    可眼看夏國就要亡國，再不行動就真沒機會了，誰還能忍得住？

    新宋知秦州事李彥仙有這樣的想法，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受李彥仙影響也同意這做，而直麵夏人的涇原路經略使曲端更是早就有了具體行動。

    曲端三十餘歲就能當上涇原路經略使，除了生逢亂世本身能力又非常出眾確實能打外，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其人乃涇原路地頭蛇。

    不管是誰，要想在亂世之中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清楚自己的力量來自哪。

    曲端的力量主要來自其人是涇原路地頭蛇的身份，注定了趁夏國國滅之際奪回本屬於涇原路的懷德軍和西安州，是其人根本不用糾結的必然選擇。

    而且，收回這兩地的戰鬥也隻能由涇原路本地兵馬來完成——夏國一年前侵占懷德軍和西安州時，陝西六路一篇混亂，也是涇原路兵馬獨抗夏軍。

    曲端唯一需要考慮的，就是出兵的時機。

    僅靠涇原路一路兵馬攻夏，隻能撿漏，絕對不能有大的消耗。

    早了不行，夏人還沒有被同軍打崩，反抗會很激烈，搞不好就會偷雞不成蝕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