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是解決大順現在普遍貧困的最終良藥，但任何事情的實現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時候，圍繞著一個長遠的目標，必要的時候可能要進兩步、退一步的。

    後世伊奇說過，左的幼稚病問題。

    實際上，這個類似的問題，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這種情況，可以稱之為資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國的重農學派就是個典型。

    不是說自然秩序、國內市場、世界市場、無形之手這些東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對來說的，相對於法國的舊製度，肯定是進步的。

    而是說，步子邁的太大，扯著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問題是步子邁太大，就67年重農學派對法國糧食危機的“等待自然秩序調節”的表態，隻能說他們沒被法國的底層掛樹上，那真是命大。這會激起非常劇烈的反對，甚至達成某種物極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慮現實，隻要全麵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來了。而如果沒好起來，那肯定是秩序不夠自然。

    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幼稚病，並且這種幼稚病一直延續。並且，很可能達成物極必反、月滿則虧的效果。

    大順現在麵臨的問題，也有些類似。

    這個問題，就是大順實學派的工商業的幼稚病。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劉鈺沒出走之前，是大順的工商業起步艱難，所以要不惜代價地維係工商業的發展，讓他們成長起來。

    而現在，情況和當時已經完全不同了。

    的確，當時劉鈺是說過，工商業發展是解決大順普遍貧困的終極解決方法。

    但是，這也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慢慢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來個資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順和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這種不一樣不是諸如什人種、民族精神之類的玩意兒。而是基於物質基礎、曆史條件的不一樣。

    說一個耳熟能詳的簡單的故事。

    《水滸傳》的智取生辰綱，七人眾麵對楊誌，說自己是“濠州人，去東京城販棗子”。

    這不提成書過程中的地理問題，隻說這件事本身並沒有引起任何的懷疑，亦算是可以從側麵證明，在鹽鐵會議之後，天朝內部在政策上是國內統一市場的，是可以跨越千販賣商品而不會有人覺得有什奇怪的。

    但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條件、以及帝國麵積廣闊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運費之後，無利可圖。

    這說吧，後世相對於18世紀，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貿易的。

    那，後世卻沒有人把煤，往大同運，去大同賣煤；也沒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興安嶺賣。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自由貿易在後世根本不存在嗎？因為沒有人把煤往大同賣、也沒有人把木材往大興安嶺賣。

    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

    某種程度上講，在鐵路建設之前，大順國內的市場就是這樣的：政策上的國內的自由貿易、現實因為地理因素運輸因素導致的區域性經濟。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順，比如說，關中豐收。

    你從陝西收了一堆糧食，跑到江南去賣，也絕對沒人管你，更不可能說不允許這賣。

    唯一的問題是，要不是腦子發燒、錢多到沒處花，正常人幹不出來這事。

    這是大順之前的國內經濟、貿易、國內市場的問題——你哪怕說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沒聽說諸如限製某地不準紡織、限製某地隻能放羊不準紡呢絨。

    而歐洲的情況，恰恰相反。

    比如法國、比如意大利。

    這不提法國的重農學派，那太激進了。

    說個不太激進的重農修正派，倫巴第改革主義，他們的重農主義，麵向的也是“國內”林立的關卡、和各種限製、區域間的貿易限製而發出的。

    要注意的是，“國”與“國”是不同的。

    大順是個國。

    意大利也……呃，當然，此時並不存在意大利，況且就算是說此時存在意大利，那意大利這個國的國內貿易，距離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東京城販棗子”的水平嗎？

    也即是說：大順國內，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水平、交通工具的限製。使得大順在原則上，過去在國內是自由貿易的，而且是在整個歐洲都算是非常嚇人的資本自由——買賣土地，毫無限製，產權清晰，土地上幾乎沒有亂七八糟的封建權益，什養鴿權、狩獵權、拾穗權什的，全都沒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順律》就會保護你的所有權，至於你怎拿到的，這個基本不管。畢竟說，《大明律》、《大順律》都有對最高利率的限製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歸之類的花樣層出不窮，也壓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而在歐洲，是地理條件、運輸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畢竟國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勢力、商人行會、區域寡頭、封建法等等，使得連“國內糧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個非常激進的學派，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再說一遍：《國富論》，不是對英國現狀的總結，而是對英國現狀的批判。

    同理。重農學派，也不是對法國、意大利現狀的總結，而是對法國意大利現狀的批判。

    《國富論》不是在說“我來解釋下為什英國這富庶”。

    而是在狂噴“英國再這搞遲早要完”。

    甚至於，他在介紹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時候，故意隱瞞了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盜銷贓、壟斷權等事實，而是扭曲為這就是自由貿易的成功。

    因為是黑的，所以才呼喚白的。

    而不是後來，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會牛。

    破除了這個思想鋼印之後，再看大順和歐洲的情況，也就明白二者現在麵臨的問題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國的問題，是過去的封建製度、區域性地方勢力，數百年的曆史因素，使得他們明明具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條件——意大利的地中海運輸、法國的勞役修公路，把糧食從巴黎運到阿爾薩斯，根本不存在一個地理和運輸條件的難題。把糧食從巴黎運到阿爾薩斯，不是把江南米運到甘肅去救災緩解糧價，這兩者雖然都是“國內”，可距離上的差別可大了去了——所以，他們具備了物質基礎，卻還欠缺社會意識、也欠缺這種消除國內地方勢力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施政手段、政治構建。

    社會意識，落後於社會存在。

    而大順是反過來。

    因為火輪船、鐵路、海運的發展，使得大順原本在地理上並不具備的一些條件，現在具備了。而大順這邊，自始至終對於國內市場，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性限製，在政策上並不存在，過去沒有隻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條件導致的。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應用、火輪船鐵路的發展，使得大順不得不麵臨許多之前並不存在的問題。

    這到底是什意思？

    因為重農學派的啟蒙，以及他們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國出現了全國性的饑荒混亂。

    而因為他們的物質條件，實際上已具備出現這種全國性的混亂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