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局麵。尤其是護著劉玉的棺材從大西洋回來的這些人將所見所聞帶回本土之後，局麵已經相當不好看了。不能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吧。隻能說，大順這個純靠劉玉縫縫補補弄出來個縫合怪，現在縫合的各個部分都有了自己的意識，急需確定誰成為本體把其餘的肉身吞噬掉。當初縫合的時候，倒是能湊合著用。然而縫合了這久，已經實在是到了再也繃不住的程度了。仍舊以天津為例，哪怕說天津已經算是先發地區，而且工商業也已經相當發達了。但圍繞著天津這一個小地方，之前二三十年，發生的爭吵，就不下幾十次。而且可以這說，每一次，都關乎成千上萬人的命運。甚至也讓李欗的統治，越來越難以為繼。僅僅是這一個地方。比如說，棉紡織業。隨著李欗上台，鐵路修建，都城仍在京城，鐵路也開始向北延伸。當初劉玉那時候，實學派力量還小，內部還有舊勢力這一個被劉玉刻意抽象化、營造出了敵對勢力——或者說，歪經三連中，聖西門精英主義中定義的第二階層：應該讓位給更符合時代的人卻不讓位的那群人。故而，在這種被他塑造出來的抽象化的敵人麵前，總體上實學派內部還算是團結的。加上他當時也確實能鎮得住場子，不隻是靠扯澹，主要還是對外擴張、扶桑移民這幾件事上，也算是威望鎮住的。等著他跑路、之後亂、李欗上台，實學派一下子四分五裂。本身，歪經三本。外加百家複興，各自斷章取義各取所需我注諸子。而李欗上台後，又肯定需要籠絡一些人，穩定住京城局麵等等。伴隨著鐵路修通，向蒙古和東北地區延伸，新的問題很快出現。原本，是鬆蘇的紡織業，提供東北所需的棉布，以及蒙古地區所需的交易品。而對羅和蒙古貿易中的大頭，茶葉，也是鬆蘇那邊控製著。現在，從京城到漢口的階段鐵路建成、還有前太子在湖北折騰出米禁的改革底子。而天津周邊的煤鐵等機械製造業、以及距離市場更近的優勢。以及，李欗上台過程中，一些從龍新貴，這批人可不在鬆蘇，可是住京城的。於是，那就說了。既是如此，天津為啥不發展紡織業？為啥還要用福建的茶葉？為啥不直接用湖北的茶葉往蒙古和羅走鐵路運銷？或者說，以黃河為界，北邊的利益，憑啥要讓南邊那群人占著？本身李欗上台的過程就不那傳統，既有鬆蘇資本的支持，也有京畿實學軍功貴族的支持，自然也有京畿資本集團的支持。鬧騰起來後，隻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從別處找補唄。錘日本、打印度，找補之後，天津紡織業也迅速發展起來了——但這個發展，是完全依靠爪哇和印度棉發展起來的。李欗固然和稀泥，但對於維係一個內部聯係密切的貿易的概念，理解的還是到位的。這是南北之間的爭端。很快，又有別的爭端，越來越亂。一統派認為，廢棄漕運之後，京城和江南的聯係，隻靠海運，固然說海軍基地都在渤海，但終究不穩妥。伴隨著黃河奪清河工程的基本完工，朝廷應該修一條從京城到金陵的鐵路。一來，萬一海上有什事，那也方便調兵。手有兵，且隨時能去，才能做到維係統治。不然的話，說什都白扯。再說了，陛下你怎上來的、怎依靠海軍切斷經濟中心和京城的聯係，您心有數吧？二來嘛，廢漕運的地區，以及黃河改道之後遺留的問題，著實有點多。今兒起義、明兒反叛、後兒無生老母的，這也不太行。是以說，修一條和京漢並行的、貼近原本運河河道的鐵路，是很有必要的。當然，修鐵路，得花錢。而這錢，錢袋子們則根本反對出。理由肯定是五花八門。經濟賬，和政治賬，肯定不是一回事。而這麵，又牽扯多了去的利益。比如說，搞海運的利益：你修了鐵路，海運豈不是受影響？但是，基本上，反對的時候，肯定不會說自己利益受損，而是一定要反著說。當然，反著說也肯定對。那就是，從廢漕運到現在，一直走海運。漕運已廢，海運興起幾十年了，如今又有火輪船相助，這從京城到金陵的鐵路，就算修通了，那不是毫無經濟利益？幾十才能收回成本？若舉債，給息幾何？若不舉債，這是條經濟上算起來肯定相對來說不合算的鐵路。既是用國庫之銀，那這些錢，修東西向的鐵路不好嗎？或者修從西京到開封的鐵路不好嗎？哪怕說，不修鐵路，用來遷民至扶桑，解幾十萬百姓之饑饉不好嗎？這隻是海運集團一方麵的阻撓，實際上，長江航運、京漢運輸茶葉的、對於朝廷心懷不安的江南資本等等，反對的聲音多了去了。除了這些出於利益反對的。李欗上台的另一大助力，是一群實學派中的激進派，或者叫理性主義派。他們是真準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這一部分人的力量，還相當不小。他們覺得，之前往鬆遼、蒙古、西北地區修鐵路，這都能理解。為了方便遷民嘛，這是符合他們對未來的設想的。好，現在這些事辦完了，朝廷財政好容易緩過來了，有錢了，為啥要修這條路？不是說，不該修。而是說，事有輕重緩急。現在，修一條穿過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鐵路，難道不應該排在修這條路的前麵嗎？若是修好了這條路，是不是可以方便遷民？海軍現在又沒廢，而且都頂到好望角了，現在修天津到金陵的鐵路，完全可以往後排一排。要辦的事，多了去了。況且說，這條路，完全可以商辦嘛。朝廷的錢，還是好鋼用在刀刃上。然而商業那邊立刻就給出反饋：商辦，沒人出錢。這條路，不比往鬆遼分水嶺修，既可以用土地增值來給錢、又可以擴大貿易，大為有利可圖。現在海運既興不說，本身西邊就有京漢路了，東邊海運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沿途也沒聽說有什不得了的價值。年息幾何啊？到時候，收費低了，年息給不起。收費高了，那不是都跑去海運去了，更沒貨走？總之，要修，朝廷修，商賈不願意出錢募資。除非，朝廷再賣點國有土地做補償。或者說，要募資修，也行。不賣國有的土地補償，可以，加個附加條件：和當初修往鬆遼以北的鐵路一樣，那時候既是加了附加條件的，參股者可以優先低價買黑龍江的國有的土地開大豆種植園、並且朝廷保證擴大大豆的市場、擊敗印度製糖業、擴大日本對大豆肥的需求等等。那，現在也一樣可以加個附加條件啊。比如說，修了從天津到金陵的鐵路，那朝廷就放開鈔關限製，允許商人募股修東西向的鐵路。東西向的鐵路，也即從先發地區通往內地市場的鐵路。隻要朝廷放開，商人是願意出資的。而這個想法一出，激進派則認為，既然是這樣，那不如說，把在蘇、魯的激進政策，用在內地。強製贖買地主士紳的土地，強製作為工業投資，修東西向的鐵路。這樣，一舉三得。一來，集中資源，改革畝稅，征收賦稅，為千百年計，狂造船，征稅補貼，把人送往扶桑墾殖。二來，一旦內地有災，則可通過東西向的鐵路，迅速運輸糧食，從而保證賑災的效率。三來，也直接把大順現在這種縫合怪的狀態解決了。直接上這種強硬手段，逼著地主把錢強製作為工業債券，順帶也把科舉製改了，複上古學校製。也即是說，僅僅圍繞著天津這一座城市，很多政策都是亂七八糟、七嘴八舌，辦起來極為困難。這倒不是說李欗就一事無成。實際上，上台之初，他和劉玉說的那幾件事，他還真辦成了。但辦成之後，他就發現，寸步難行了。牽一發、動全身。正如劉玉之前說過的，不怕折騰，就怕不折騰。隻要折騰，必要出問題。李欗不是對小農有承諾而被推上去的皇帝，他是對大資本、軍功貴族、底層軍官、長役士兵、海軍、以及一部分實學派和複古儒學派的“讀書人”有承諾，而被推上去的。在他上去後，強行催動了大順的工業發展，卻也加劇了社會矛盾。等著前麵一通猛跑，穩固了地位後，卻發現，後麵是一步也邁不動了——除了對外擴張。但問題就在於，在這個時代，對外擴張大順已經到極限了。比如說，北美的土地，很多地方空著，大順不缺土地，也不缺人，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過程。比如說，日本。就這樣了，還能咋樣？都已經六公四民了，還能有多大的市場？比如說，印度。農業稅倒是收了。問題是，印度也需要軍隊、海軍、行政開支。算上這些支出，真正結餘也剩不下多少。於是陷入了死循環。不考慮內地問題，想擴大外部市場？要，學英國殖民模式，一顆鐵釘也不能在扶桑生產。然而，這就意味著，資本根本不會移民，全得大順自己掏錢，沒錢。可，移民優先，資本唱主角，那扶桑那邊就圍繞著美洲自己搞貿易圈。借助劉玉留下的奇葩的殖民土地法，強行固定出了勞動者從屬於資本的關係，既不缺資源，也不缺勞力，那大順這邊就吊毛賣不出去，等於沒擴大外部市場。同樣的。既想在印度劫奪廉價的原材料、又想讓印度成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內部人口伴隨著天花防治、黃河修繕、京漢鐵路運糧等等問題，蹭蹭地漲，回過神來想要解決內部問題的時候，又發現無從下手。畢竟他是皇帝，還想玩製衡，隻怕真把舊的科舉人才都幹沒了，這製衡之法也用不得了，到時候這皇帝怎當？無非不是換了群念別樣經的人揉搓？在這地主士紳那好動的？簡單來說，就是劉玉跑路前，打完了一戰。而一戰之前的所有勝利成果，容易吃的，現在基本都被瓜分幹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