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也沒想到、數年未見後跟劉備喝一場大酒，

    能勾起劉備那多的感慨，和內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厲。

    果然稱皇帝為孤家寡人不是沒有道理的，手握絕對的兵權和行政能力，依然會出於對曆史的恐懼，擔心百年之後的事情發展方向。

    好在，劉備也沒指望喝幾次酒就把問題解決了，他很清楚，今天就隻是跟李素說說這幾年的心得、各自的長進。大問題，還要放在以後漫長的歲月，慢慢解決。

    李素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隻是幫劉備梳理了一下問題，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於具體怎解決，李素沒指望直接給答案。

    君臣一番徹夜長飲，最後李素總結出無非這幾方麵：

    首先，百年之後的事情，誰都不可以控製，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給後人打好基礎、立好榜樣。能這一代人解決的變法和軍事擴張，就在這一代人的時間做好，不要拖著留給後人。

    因為隻要留給後人，後人為了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肯定會引入新的問題。比如漢武帝為了解決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廢和親，就要用各種各樣的人，這些人很多都是有問題的，而漢武帝自己也是有問題的，這都是有損朝廷正統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後，就可以適當強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則容易僵化——這方麵，李素借鑒的是後世明朝的教訓。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導致它麵對內部矛盾的變化演進時，適應性還不如漢、宋兩朝，所以命也比較短。

    漢、宋雖然內部問題一直多，但好歹命長啊，就是磕磕絆絆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往下拖的。明朝的係統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彈性，屈服強度扛不住的時候，直接就掰斷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勸劉備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兩方麵都注意到之後，要讓一個國家穩固更久，第三個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統治理論的解釋權了——

    注意，李素這提的是“解釋權”，而不是統治理論本身。

    統治理論本身，意識形態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會搞定的。這些東西不比實際政策，僵硬一點也不要緊，所以不用留給後人了，最多留一點修修補補的給諸葛亮，讓諸葛亮將來完善一下。

    因為政策是務實的，統治理論是務虛的。越務實的東西，越要貼合實際，就要靈活。越務虛的東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對亙古不變。

    這點前世念書時讀到的法理學基本原理，李素好歹還記得，也多虧他是個學霸，基本功紮實。

    而統治理論和正統論的解釋權管理，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封聖”的問題。你封誰為聖，後代的修修補補，就會以聖的理論基礎來做文章。

    封聖該怎封？如何封？誰能封？

    這個問題，其實不該李素親自來說，也不該劉備來下詔，應該劉備留給兒子輩甚至孫子輩。

    因為李素給他的建議，就是“蓋棺定論，確保後人來封，生前不要下判斷”。

    ……

    對於李素的前兩方麵大而化之的建議、提出的努力方向，劉備覺得很對。

    對於第三個方麵的建議，劉備乍一聽有點不理解。他誤以為李素這是在謙虛，不好意思請求給本人封聖，所以才說留給後人。劉備便開誠布公地打斷他：

    “賢弟這是疑慮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聖，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著掖著：“臣並非擔心毛遂自薦，而是認為，此前兩漢的教訓，已經充分說明封聖這事兒，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興，不過百餘年便分崩離析，雖然有多方麵的原因，但我們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孫們，在封聖問題上處理得不如先漢諸君好。”

    劉備摸了摸胡子：“願聞其詳。”

    李素就大致說了一遍，麵有些內容劉備這些年勤於學習，已經有所了解了，但李素還是全麵闡述，以免遺漏。

    這事兒其實需要從後人一貫的一個誤區說起：

    在很多後代人眼，甚至包括在東漢末年很多儒生眼，都覺得自從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孔子就是聖人了。

    但這其實大謬不然。

    先不說後世曆史課本上，說漢武帝聽了董仲舒、就“獨尊儒術”，這本身就是一個誤解，漢武帝隻是重用了儒術，沒有到獨尊的程度。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確實是董仲舒說的，也是他的建議。但建議也就隻是建議，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慮一個接受的時間表、程度深淺，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漢昭帝、宣帝時，依然反複過“我漢家自有成法，王霸道雜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賢良文學，還是反複鬥爭過的。

    基本上到了漢宣帝，因為漢宣帝上台過程中，借助了“公孫病已立”的祥瑞圖讖，天人感應神神叨叨那派愈發得勢了，才算是真正“獨尊”。

    可即使到了“獨尊”成為事實後，孔子也依然還沒有到最高聖人的地位——西漢後期，乃至一直到整個新莽、還有東漢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聖人，始終是“周公”，孔子隻是一個解釋周公、推廣闡述周公的存在。

    換言之，就好比孔門弟子是著述推廣了孔子的學說，他們自己地位並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著的時候，他也自認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沒有自己的觀點，是在推廣周公的善政、克己複禮。

    “複禮”可不等於“造禮”，孔子說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個“複”。

    那，孔子後來又怎就成了越過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並列的聖人了呢？這就是東漢初期，皇帝在意識形態造聖上犯的一個錯誤。

    當然，東漢初期的皇帝，也是沒辦法，因為周公這個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的時候，走的就是“儒家聖王”的形象，王莽沒有軍權，也沒有打過仗，他就是個大儒新聖的人設，而且還擁有實際行政權，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台，其實頗有幾分和儒家世家協商分贓的意味。當然，麵還有更多複雜的利益妥協，李素跟劉備聊也不會具體展開。

    不管怎說，王莽這一搞，連累得周公也有點臭了，什反賊都能比周公，

    這時候，“立在政治和學術上都有建樹的完美古人為聖”的壞處就顯現出來了：因為以後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這種“實政和學術雙料聖人”。

    所以，這時候，改立孔子的好處就顯現出來了，孔子是一個實際政治推行中的失敗者，他一輩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隻有學說成功了。但正是因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讓他被利用起來容易一些。

    從此以後，如果再有學術、聲望和實政都很強的野心家，他好歹沒法自比孔子啊，因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棄權利、去著書立說、遠離政治搞學術，否則你跟孔子有哪兒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擊那些戀官不去的學術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罷官。

    當然，把孔子尊為聖人，這個過程一開始東漢皇帝也還是有些膈應的，並沒有立刻幹脆答應。

    所以在漢明帝、漢章帝時期，皇帝才多次“親臨太學講學”，其實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為當世的儒家新聖，這樣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經也是被儒家推崇的曆史記憶。

    但結果已經很明顯了：這些招數對皇帝本人素質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學，還不能是幼主，否則幼主沒法去太學給太學生們講課。

    於是，漢明帝漢章帝結束之後，東漢才算是在這個問題上徹底放棄了掙紮，孔子也是到了那個時候，才總算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下的“儒家第一梯隊聖人”，可以跟周公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