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十四章 異端與改革：例外的美國保守主義

    如果有什簡單的辦法，可以發現美國保守派甚至比與它關係最近的歐洲遠親都要右得多，那就是對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和奧利弗·賴特溫（Oliver Letwin）進行一番比較。你可能會期待發現這二人有許多共性。阿什克羅夫特是小布什的司法部部長，而賴特溫這顆英國保守黨冉冉上升的新星，在小布什任期的大部分時間則是英國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賴特溫內政大臣的職務與阿什克羅夫特司法部部長的職務相近，都負責犯罪、監獄、毒品、恐怖主義和司法工作。與其他人相比，美國保守派與英國保守黨有著更加緊密的聯係。他們的地位或許已經在曆史上被撒切爾主義和根主義取代，但是他們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真正共有的認同感——他們一起改變了世界。更聰明的英國保守黨人則把撒切爾主義追溯到1964年舊金山牛宮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提名巴·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對於他們來說，就連年紀尚輕的共和黨人都在談論20世紀70年代基思·約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經濟事務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以及自由市場的保守黨知識分子的影響。科羅拉多州州長比爾·歐文斯認為，“他們是極其重要的”。

    賴特溫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這種共同基礎。他的父親是雪利·羅賓·賴特溫（Shirley Robin Letwin）——一位與弗德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同窗學習，拜英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為師，並成為經濟事務研究所傑出人物的美國知識分子。奧利弗·賴特溫自己也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過一段時間，並且至今依然會到美國尋求思想。事實上，就長期而言，他認為英國政治將會變得更像美國政治。國家在市場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將是個大問題，其中美國民主黨和英國工黨更喜歡一個積極主動的中央政府，而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還有“半個托尼·布萊爾”）則試圖將控製權轉交給地方一級政府——讓人們對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有更多的控製權。

    然而就目前而言，賴特溫與阿什克羅夫特二者之間有著鮮明的不同之處，從而掩蓋了他們之間的相似。第一個不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權力。阿什克羅夫特21世紀以來一直擔任司法部部長的職務，由於充滿活力的保守主義運動而高高在上；賴特溫的政黨則處在自我毀滅的危險之中。2002年11月5日，當小布什領導共和黨贏得中期選舉的時候，英國保守黨暗淡無光的領袖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Smith）卻陷於警告他那爭執不休的保守黨“要團結要死亡”的境地。過了不到一年，保守黨拋棄了他，選擇了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2003年12月霍華德提升賴特溫擔任影子大臣。

    雖然政治命運跌宕起伏，但是賴特溫與阿什克羅夫特二者之間的第二個差異更是根本性，即他們有關保守主義意味著什的看法不同。雖然兩者總的來說都讚成規模更小的政府，但賴特溫所認為的更小的規模顯然比阿什克羅夫特所認為的要大，例如前者心目中的小政府包括國營的公共醫療服務，並為所有學生提供慷慨的助學金。阿什克羅夫特一直讚成死刑和嚴厲的強製性判決，他總是反對墮胎、槍支法、毒品寬大政策、焚燒國旗和任何帶有20世紀60年代風味的東西。賴特溫則支持墮胎權、反對死刑並反複努力與各種各樣反自由主義脫掉幹係。在外交政策方麵，猶太裔的賴特溫對以色列的支持遠遠不及五旬節教徒（Pentecostalist）的阿什克羅夫特那樣強硬堅定。賴特溫對聯合國的好感也遠遠多於阿什克羅夫特，後者在任參議員時曾試圖讓美國不再支持這個國際組織。

    一個小小的事件集中體現了二者之間的意見分歧。2002年末，賴特溫偶然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早間節目《今日》（Today）中暗示，保守黨可能會考慮支持同性戀婚姻：“我們十分重視婚姻製度，同時也承認同性戀伴侶所遭受的特別嚴重的冤屈。”阿什克羅夫特卻是聯邦婚姻修正案的有力支持者，不過分歧比這還要大。賴特溫定期要上的《今日》節目是左派媒體的集中體現，而這正是阿什克羅夫特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多數早晨，阿什克羅夫特都避開媒體，並且要在完成《聖經》研讀和祈禱後才會考慮去看看“自由派的新聞”。

    人們或許以為，反恐戰爭會令保守派團結起來，但這似乎隻是凸顯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對阿什克羅夫特來說，這已成了他個人的宗教戰爭。當聽說“9·11”事件的時候，他立即對司法部的工作人員說：“這將改變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從此他將它描繪為一場反對“邪惡陰謀”的戰鬥。阿什克羅夫特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是代表小布什政府懲罰恐怖嫌疑犯意願的具體化身：設立秘密軍事法庭、選派美國公民作為敵方戰鬥人員、竊聽清真寺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據說，肯尼迪領導的司法部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麵是如此堅定，以至於犯罪集團成員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會被逮捕，而阿什克羅夫特領導的司法部，甚至不讓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機會。賴特溫的方法有更多細微的差別，作為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他同樣提倡更嚴厲的判決，但他也談到民權，並且對恐怖主義背後的原因更為不安。阿什克羅夫特優先考慮的是保護美國人免受另一次災難性的攻擊。對於伊斯蘭世界動蕩不安局麵的社會原因，他還不像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對愛爾蘭天主教的社會原因那樣感興趣。對他而言，重要的是將敵人逼上絕路。

    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

    人們很容易誤以為這些分歧是個性所致，阿什克羅夫特是小布什內閣中在社會問題上最保守的一員，賴特溫與保守黨以前的某些內政大臣（其中包括邁克爾·霍華德）相比更具親和力。但是，大西洋兩岸不同的保守主義之間的鴻溝雖沒有幾英寬，但也有好幾碼深，這時，性格方麵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雙方之間的鴻溝部分是由政治組織的差異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異造成。

    在本書中，政治組織上的差異是一以貫之的主題，在此隻須最簡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羅夫特擁上美國司法部部長位置的那一類群眾運動（該運動的興起我們已在本書中有記載），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義是政黨的創造物——或者是一個政黨的小派別。在美國，保守主義是一場民粹主義運動，一場生氣勃勃、信心十足的運動，隻要共和黨願意服從保守主義的命令，它就是一場隨時與共和黨並肩作戰的運動、一場共和黨無論在野多久都願意耐心等待的運動。

    例如，如果把卡爾·羅夫放在倫敦維多利亞街的保守黨總部，叫他重現美國式的保守主義運動，他肯定不知道該從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麵，隻有那幾個小小的保守主義智庫。這些智庫的預算遠遠低於200萬美元，它們捉襟見肘，不到最後關頭募不到款項，許多人在這工作並非為了其他什目標，而是為了爬上保守主義升官發財的階梯。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這些報紙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萊爾了）的形式出現的保守派新聞而受到鼓舞，但是卻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保守派脫口秀電台，並且也根本沒有可與福克斯電視台比肩的機構。事實上，如果不打破各種各樣的客觀性報道規則，魯珀特·默多克是不會將他的英國天空廣播公司新聞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於基層戰士方麵，盡管有一個為大企業遊說的“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卻沒有可與格羅弗·諾奎斯特的機構相媲美的反稅運動；盡管有一個讚成狩獵的遊說團體，卻沒有可與美國槍支協會相抗衡、讚成槍支擁有的遊說團體；盡管有一場反歐運動，卻從未弄清楚這場運動對保守派是好是壞。

    羅夫可能會想象號召英國教會——“正在禱告的保守黨”——去喚醒一些人，這種做法可能會更加令人沮喪。像天主教徒一樣，英國國教徒這股力量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惱不已，原因是政府沒有在窮人身上花足夠多的錢，卻為了什倫理美德進行競選。在最近的英國公眾生活中，隻有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為一直將基督教倫理置於政治的中心而著稱於世，而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卻是，社會應該嚐試讓凶手獲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們死刑。另外，在英國還有一場小小的反墮胎運動、一個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邊緣團體以及那幾個抱怨英國廣播公司裸體節目的反對者。

    對於歐洲的經曆來說，英國的世俗主義稀鬆平常。這個大陸與其說是基督教的，不如說是後基督教的。小布什政府內種類繁多的道德保守主義在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和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數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派那，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現得很低調，當然不存在與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義的聯係，無疑也不會有內閣像小布什的團隊在從聖薩爾瓦多回國的飛機上那樣，在國外旅途中舉行即席的宗教儀式。

    我們得記住這種比較是從什地方開始的，英國保守黨是美國共和黨在國外與其最接近的夥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數國家，賴特溫將會因為縮減國家權力的熱情而被歸類為極右分子。大多數歐洲大陸的保守派更喜歡英國新聞記者佩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這一類保守主義者。沃索恩認為，由於福利國家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應該“堅定地”捍衛福利國家，“隻有多數人免除經濟困難，少數人才可指望得到經濟社會特權”。賴特溫對魯迪·朱利亞尼的“零寬容執法”、重新製定社會政策以及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態度熱情有加，但大多數歐洲大陸的保守派則會對此皺眉不已。環顧更富裕的發達國家，人們會發現，激進保守主義要瀕臨破產，要一開始就從未成功進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諸國，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家——更不用說一個政黨——的哲學，可以被描述為美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哲學。意大利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無疑問是親美的，但他卻大量地把他讚成資本主義的精力集中在廢除那些討厭的媒體所有權規則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親美派掌管政府，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們的哲學卻依然把它們向左推，成為美國民主黨的同路人。

    這就使爭論回到了第二道鴻溝上，即與原則相關的爭論。本書中描繪的右派美國所信奉的保守主義，根本不同於歐洲老式的保守黨依然堅持的那種保守主義。

    古老的宗教獲得了重生

    “美國式的保守主義”（American Conservatism）與其他保守主義有多大不同？許多人要質疑“美國式的保守主義”中形容詞“美國式”（American）的精確性，要質疑名詞“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精確性。就“美國性”（American-ness）而言，其信仰的大量靈感實際上來源於舊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位從奧地利來的學者弗德克·哈耶克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重新激勵美國本能地信仰自由市場方麵所起的作用不亞於任何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們的理論為許多美國商人的偏見進行了辯護。根的預算局長戴維·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談到要揮動“弗雷德希·馮·哈耶克在其自由市場鍛造爐中煉出的”利劍。許多在20世紀50年代徹底改造保守主義的人對歐洲敬仰有加。羅素·柯克崇拜埃德蒙·伯克，詹姆斯·伯納姆則曾經與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 Malraux）合著一書。威廉·F.巴克利的部分教育是在英國接受的，他頻頻到國外旅行，刻意強調《國民評論》的“歐洲性”，在該雜誌上登載哈布斯堡皇室成員的文章。歐文·克斯托爾回憶，當他1953年移居英國的時候，年輕的他才慢慢對保守派——與有著右派主張萌芽的前激進派不同——有所了解，“他們十分安逸自在，既不道歉認錯，也不過分爭吵”。這使他著迷。

    這種向海外尋求靈感的傳統延續至今。正如我們所見，列奧·斯特勞斯在小布什領導的華盛頓是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喬治·威爾是美國被最廣的保守派評論家之一，他宣稱，“我所讚成的保守主義是一種‘歐洲的’保守主義”。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有如此多富於辯才的外來移民支持者其中就有我們的英國同胞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en）和安德魯·奧沙利文（Andrew O'Sulliven）以及加拿大出生的戴維·弗魯姆，以至於邁克爾·林德要為他們杜撰一個“移民保守派”（immicons）的稱號。

    這不僅僅是世係之爭。對許多批評者來說，界定“美國保守主義”真正的問題是在名詞上。在本書中所歸類的各種團體信仰時有矛盾，人們長期爭鬥不斷，它們真的可以一股腦兒地塞到一個特點鮮明的信仰之中嗎？至少，美國保守主義可謂是店鋪林立的集市。而自我標榜為“保守派”的美國人幾乎在所有最根本的生活問題上都意見不一。舊保守派歎息傳統的失去，自由意誌論者頌揚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活力，宗教保守派要將信仰置於政治的中心。經濟製度——按照卡爾·馬克思的話來說，在這種製度中，“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由商業保守派掌管。《旗幟周刊》的斯特勞斯派是哲學精英，他們相信，群眾需要有教養的知識階層來引導。站在格羅弗·諾奎斯特身後的反稅改革派是民粹主義者，他們認為，真需要把那些腦殼尖尖的知識分子推到水去，讓他們好好清醒一下。民主黨打趣道：“保守派與食人怪獸之間的差別是什？差別在於食人怪獸隻會異類而食。”

    同樣明顯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保守主義顯示出特別的變異能力。紐特·金奇把政府妖魔化，小布什則相信政府可以成為保守主義改革的工具。羅納德·根將“自由”置於政府的中心位置，小布什的許多支持者則對“美德”更感興趣。美國保守主義一直也是一種反應式的信條——它既是由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自由主義催生的，也是由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作品催生的。甚至時至今日，美國保守派更多的是受其極度厭惡的本能上的敵人——從亞西爾·阿拉法特到保羅·克魯格曼——所推動，而不是為堅持捍衛一套具體理智的信仰所推動。

    美國保守主義是一種實用的、靈活的信仰，它通過翻新改造來應對大事件的衝擊。喬治·納什（George Nash）在他有關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曆史的名著中甚至認為，美國保守主義信仰如此易變，以至於對它進行定義的嚐試變得毫無意義：美國保守主義就是美國保守派的言行。

    這樣一來，談論“美國保守主義”有任何意義嗎？我們認為以下的兩個原因使之具有意義。第一，盡管脈流雜亂，但是美國保守主義顯然有其主流。羅納德·根和小布什毫不費力地接近了本書中科羅拉多州年輕的達斯廷和毛拉以及數百萬基層戰士的信仰，它並不純粹是一種信仰（不僅指對美國自由主義做出反應），它還擁有天然的政治權力。正是這種信仰將主張減稅者和宗教極端主義者組成的奇怪大軍帶到戰場上，並且站到了同一立場上。正如我們此前所見，這支大軍的成員或許因不同的原因披上了這身服裝，並且對所有事情都存有分歧，他們有足夠的共性來構成一場充滿活力的政治運動。

    第二，美國保守主義的主流明顯與其他地方不同。沒有哪個地方的保守主義運動能夠將支持減稅者和宗教保守派匯集到同一陣營之中，沒有哪個地方的保守派能夠產生出“關注家庭”、帕特克·亨利大學、傳統基金會這樣的機構。就像許多值得分清丁和卯的問題一樣，一切都取決於人們的視角。如果到“保守主義政治行動會議”上溜達一圈，在君主主義者、支持統一稅者和宗教活動分子中間，你會馬上注意到使美國保守派分裂的差異。如果站得更遠一點，從倫敦或巴黎的角度來注視小布什的那支大軍，你則會被那種使他們凝聚在一起的信仰的獨特性所打動。

    我們認為，通過一個宗教比喻——將其比作宗教改革——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國保守主義的特殊本質。美國保守主義並不像500年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樣使宗教發生劇烈變化，而是將複興同異端結合到一起。右派美國重新闡釋的信仰是古典保守主義，而引入的異端則是古典自由主義（或至少是其中相當大的一塊）。結果，美國保守主義雖然可能並不會明顯與其他地方的保守主義分道揚鑣（因為那些保守主義也有些許自己的改革或反改革做法），然而它卻是一種非常奇特的信仰。

    出發點是未曾改革的舊國教。按照伯克的定義，古典保守主義建立在六個支柱之上：對國家權力的深刻懷疑、愛自由甚於愛平等、愛國主義、對已有製度和等級製度的堅信不疑、對進步觀念的懷疑主義態度以及精英主義。我們在本書的導論中介紹過，美國保守主義誇大了前三個特點，推翻了後三個特點，其結果就是超傳統主義（ber-traditionalism）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奇特調和。

    先來說說傳統主義。傳統主義在右派美國中起到了振奮人心的作用。無論從宗教信仰到愛國儀式，還是從誌願組織到家庭場合，保守主義基層戰士們——更不用說像阿什克羅夫特和小布什這樣的將軍了——喜歡各種傳統的表現形式。你可以在支持共和黨的州看看家庭進餐，聆聽感恩祈禱，還可以觀察一下家家戶戶盛裝上教堂。2003年在小布什宣布中東民主化計劃的美國企業研究所餐宴上，晚宴要求以司法部部長唱國歌開始。阿什克羅夫特以中氣十足的男中音進行了表演，在小布什揭開戰略的麵紗之前，人們為阿什克羅夫特的表演搖旗喊。

    令伯克高興的原因很多。他相信，個人隻有被編織到一張傳統和製度之網中才會興旺發達。他認為，如果削弱社會結構，就會把人變成微不足道的利己主義者，並很可能使他回到原始狀態。辛克萊·劉易斯（Sinc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背景是美國中西部的格弗草原（Gopher Prairie）小鎮，中的人物之一維達·舍溫（Vida Sherwin）對美國傳統主義是什做了一番很好的判斷：

    恐怕您會把我看作是個保守派。我就是一個保守派！有這多的東西需要保守。這些美國式的財富，頑強、民主和機會。可能不是在棕櫚灘縣，但是，感謝上天，在格弗草原，我們沒有那些社會等級。我隻有一個優良品性——那就是全身心地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州、我們的城市堅信不疑……

    現代美國從來沒有國教，也不存在有爵位的貴族。羅素·柯克那一類渴求封建主義束縛的美國保守派是在對牛彈琴（無論是多振振有詞）。真正的美國人異常重視源於美國革命的那些平等主義國家的象征物：國旗、美國公民宣誓詞和軍隊儀式。美國保守派對自己的國家有一種幾近神聖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希望之國”“個人在世間的避難所”“人類在地球上最後最好的希望”，當然還有“山巔之城”。對於美國保守派來說，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的存在，還是精神理想的物質體現。羅納德·根對這種保守主義基本信仰也許是表達得最清晰的人物。他相信，上帝已選定美國作為他在世間特別目的的代理人。由於美國具體表達了民主理想並想把這種理想帶到全世界，因此不會招致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那樣的衰敗命運。

    這種高度民族主義的保守主義可能與其歐洲的祖先不一樣，但是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古典保守主義那，顯然還是依稀可辨的。法國人和英國人不是也曾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上帝意誌在塵世的體現，並且藐視所有以前的政治定律嗎？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傳統主義有點過於信奉民主的千禧年之說，但缺乏君子之德風（noblesse oblige）。但是，從這樣一種古老宗教的年輕版本中，人們能夠期待什呢？

    我們現在都是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