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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學術成果轉化為講學內容，使自己的學術思想影響麵不斷擴大，逐漸形成聞名遐邇的浙東經史學派，並把學術思想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

    與此同時，大多數書院還致力於普及文化知識和以儒家道統對社會進行教化，推動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說：“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

    王守仁也非常重視對平民大眾的教育，他認為應“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對平民百姓的教育內容雖然淺顯易懂，但這也是一種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風，傳播儒家文化。

    書院作為一種教育組織形式，並以“書”為名，顯然與它的藏書功能是分不開的。書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書功能為前提的，“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中者也”。

    首先，書院保存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典籍。這些典籍無論從文化傳播學的視角還是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看，都是彌足珍貴的。

    比如鍾山、紫陽、敷文三所書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經”“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嶽麓兩書院珍藏的《禦纂日講解義》等古籍，為研究古代的曆史文化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另外，由於書院與學派的發展存在密切聯係，故而許多學術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過書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來。

    其次，書院的刻書與印書等文化活動，不僅傳播了文化，而且促進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識的大眾化，推動了書院學術研究活動。

    如朱熹所編撰的《論語集注》《論語要義》《近思錄》《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響力的著作，一方麵，使理學成為學術的關注重點，另一方麵，擴大了理學的影響麵。又如阮元在主政學海堂和詁經精舍期間，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經注疏》《詁經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獻。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書院的藏書不僅僅服務於書院的師生，而且可以外借，使書院成為“公共圖書館”，直接服務於儒家文化的傳播。

    益陽箴言書院允許院外士人借閱書籍：“凡院外之人願讀某書者，自具薪水蔬油來院，呈明監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許出院門。”

    江寧惜陰書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無書者得詣書院借讀”

    書院是七星大陸之上，一種獨特的教育製度，不同於宗門卻又有著極其相似之處，它集教學、學術、藏書為一體。

    書院產生於唐末五代，其時，  “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

    書院在宋、明時期進入了鼎盛時期，明代王圻《續文獻通考》記載：“宋自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後，日增月益。書院之建，所在有之。”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

    書院有著深厚的私學傳統，宋書院與官學相比，體現了一種更為尊重學術、倡導爭鳴的教育精神和氣象，正是這種精神和氣象，代表和促進了儒學教育發展的新高度。

    書院對儒學的推動，在宋明時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促進了儒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即廣義的“宋明理學”的發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明理學與政治的結合，發揚了儒學教育關切世俗民生的勇氣和精神，三是促進了地域性學術中心的形成。

    書院自產生後，便與儒學自身的每一次蛻變如影隨形，成為儒學學理衍生、闡發和傳播的重要場所。書院開辦者的初衷大多在於興理學、明節義，朱熹在製定《白鹿洞書院揭示》時就曾說過：“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書院極大地推動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發展，前者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朱熹等，後者則以陸九淵、王守仁等為代表，這些人都是當時主持各大書院的著名學者，書院是他們研究學問和傳播學術思想的重要場所，他們的許多學術著作都是南教學講義整理而來，如朱熹的《四書集注》、《朱子語類》、王陽明的《傳習錄》、陸九淵的《語錄》等，這些講義立足於儒家經典，卻又能脫出訓詁，著重從中發掘新的義理，通過對心性與本體、倫理與天道、人與世界等關係的探討與詮釋，把儒學推進到了進行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思考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