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吳起在中國曆史上是永不會磨滅的人物，秦以前作為兵學家是與孫武並稱，作為政治家是與商鞅並稱的。然而在班固的《古今人表》上，把商鞅列為中上等，孫武列為中中等，吳起列為中下等，這不知道是以什為標準。其實在這三個人物麵，吳起的品格應該要算最高，列為上下等的所謂“智人”，應該是不會過分的。

    二

    關於吳起的身世，司馬遷曾為之列傳，雖然不甚詳細，但也可以說是娛情聊勝無的。據列傳，我們知道：吳起是衛人，嚐學於曾子；曾仕魯，仕魏，後入於楚而死於楚悼王二十一年。吳起的死年是確定的，因此他的年齡我們也約略可以推定。

    楚悼王二十一年即周安王二十一年（約當公元前三八一年），上距孔子之卒（前四七九）九十八年。孔子卒時年七十三歲，傳言起嚐學於曾子，《呂氏春秋·當染篇》亦雲然，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孔子死時，曾子年二十七。又《儒林列傳》言其“受業於子夏”，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

    子夏年甚壽，“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年表》於魏文侯十八年書“受經子夏”，於時子夏蓋八十歲。（依《年表》當已一百歲，此別有所據，說明詳下。）吳起在魏適當魏文、武二侯兩代，故起得師事子夏是無甚問題的。問題是他師事曾子的年代。要解決這個問題，當先解決吳起何時去魯。在這兒《韓非·說林上》有一段故事可以作為線索。

    魯季孫新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此言季孫君，未言所者何君。哀公曾攻季氏，反為三桓所攻而出奔，被國人迎歸而卒於有山氏。死非被。且哀公之死下距楚悼王之死八十九年，吳起如得及哀公，則其死時當在一百歲以上，殊覺不合。

    魯哀公之後為悼公，三十七年卒，下距楚悼王之卒五十二年。悼公之後為元公，二十一年卒，下距楚悼王之卒三十一年。元公之後為穆公，三十三年卒，卒年已在悼王之後。故被之魯君如非元公，必為悼公。二公雖無被的明文，然據《韓非子·難三》，批評魯穆公時事，有“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之語，足證穆公之前哀悼元三世均曾為季氏所劫，則悼公與元公均曾被，都是可能的。

    吳起在魯既然從政，且曾為魯將，則其去魯之年至少當得有二十五歲。今假定被者為悼公，則吳起死時將近八十或過之；如為元公，則僅五十餘歲，至多亦無過六十，揆諸情理及其它關於吳起逸事（如公叔尚主之謀），自以後說為合理。

    是則吳起去魯在魯元公二十一年，當魏文侯三十九年，周威烈王十八年。（此據《竹書》文侯在位五十年而定。）“曾子年七十而卒”（《闕文獻考》），當卒於魯悼、元二公之際，吳起在魯之年曾子應已早卒，吳子不得及其門。唯王應麟《考證》引劉向《別錄》敘《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則吳起所師者，乃曾申而非曾參。《左氏》傳授之說雖不足信，曾吳師承關係則較可信，至少可作為東漢人對於“曾子”之一種解釋。蓋曾參固稱曾子，其子曾申亦可稱曾子也。

    據《史記·年表》，楚悼王二十一年當魏武侯六年，然而在《魏世家》中卻有“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丘”之記載。這兒也不免是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那是司馬遷自己弄錯了。

    司馬遷在三晉範圍內的紀年所弄出的錯誤最大，也最多，幸好有司馬貞的《索隱》替我們保存了些散佚了的資料，我們得據以校正。今就與本文有關者匯列如次：

    據此可知《史記》與《竹書紀年》、《世本》及其它古籍頗多齟齬，主要的是把魏武侯少算了十年。魏武侯元年既當趙烈侯十四年，則應該上推十年。於是武侯元年便當楚悼王六年。又把魏文侯少算了十二年，遞次上移，則魏文侯元年應當周定王二十五年，魯悼公二十二年。在這時子夏的年齡六十二歲，再隔十八年，子夏八十歲，文侯要從他受經，在情理上也比較說得過去。故吳起得事子夏，也是沒有問題的。

    三

    吳起是一位兵學家，這是古今來的定評。他不僅會帶兵，會打仗，而且還是一位軍事理論家。他的著作在戰國末年和漢初是很普及的。

    《韓非·五蠹篇》：“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史記·吳起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

    《漢書·藝文誌·兵書略》有“《吳起》四十八篇”，屬於“兵權謀”類，“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但可惜這書是亡了。現存的《吳子》，僅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共六篇，總計不上五千字，半係吳起與魏文、武二侯之問答，非問答之辭者率冠以“吳子曰”。辭義淺屑，每於無關重要處襲用《孫子兵法》語句；更如下列數語，則顯係襲用《曲禮》或《淮南子·兵略訓》。

    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穀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治兵》第三）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曲禮上》）

    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淮南·兵略訓》）

    四獸本指天象，即東方之角亢為青龍，西方之參井為白虎，南方之星張為朱雀，北方之鬥牛為玄武，而《吳子》所說則似乎已轉而為地望。象這樣的含混不明，則語出剿襲，毫無可疑。且此四獸之原型始見《呂氏春秋·十二紀》，所謂：

    春……其蟲鱗。

    夏……其蟲羽。

    秋……其蟲毛。

    冬……其蟲介。

    《墨子·貴義篇》言五方之獸則均為龍而配以青黃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後學所述，當是戰國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為四獸，配以方色，則當更在其後。用知四獸為物，非吳起所宜用。故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王應麟雲：“《隋誌·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圖國》至《勵士》，所闕亡多矣。”王所見者已與今本同，則是原書之亡當在宋以前了。

    又《藝文誌》雜家中有《吳子》一篇，不知是否吳起，然其書亦佚。或者今存《吳子》即是此書，被後人由一篇分而為六篇的吧？

    四

    大約就因為吳起是一位有名的兵法家，因此關於他便不免有好些類似神話的傳說。例如殺妻求將便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這故事出於本傳，然傳文所據卻隻是一片蓄意中傷的謠言。

    吳起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複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除本傳之外，別的書上還沒有看見過這同樣的記載，司馬遷自必有所本，但所本的恐怕也隻是那位“魯人”的“或惡”吧。但那位“魯人”的“或惡”，從頭至尾純是中傷。我想，假如不是魏國的嫉妒吳起者如王錯之流，便一定是後來楚國的那些把吳起射殺了的反動貴族們所假造出來的。在衛曾殺人或許是事實，但不必一定是因為受了人“笑”，受了人“謗”。殺人亡命，故母死也不敢回衛奔喪，這怕也是事實，但不必一定是因為不孝。然而“猜忍”到要把自己的妻子殺了去求做官，是怎也難使人相信的事。而且關於吳起的妻卻有另外一種傳說，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複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起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

    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之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

    一件事有兩種說話，這也表明傳說的性質是如此。造這個傳說的比較沒有什惡意，目的是想表示吳起重法或重信，因為立法無私，故爾即犯小罪，雖妻必出。這也就給後人所造的戚繼光斬子之類的傳說一樣，多少是把吳起神化了。

    這第二個傳說中的“妻”當然不是在魯被殺了的“妻”，在魯者殺，在衛者出，吳起真可算得是一位克妻的健將啦。照道理講應該不會再有人許老婆給他了，然而在本傳麵卻又有一個故事，魏武侯要使他尚公主。

    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這也一定是莫須有的傳說：因為吳起的年紀應該和魏武侯不相上下，怎能夠尚他的公主？而且他在去楚時是已經老了。不過在這個故事麵可以看出吳起當時沒有妻，也足以反證在衛出妻的故事隻是。還有值得注意的，吳起在公叔之仆的眼是一位“節廉而自喜名”的“賢人”，和同一傳中的魯人以為“猜忍人”，李克以為“貪而好色”的，全相矛盾。司馬遷在這些地方並不想稍微統一它一下子，足見古人作文章實在也是隨便得很。更還有值得注意的，這讒害吳起的公叔即魏公叔痤（《索隱》以為韓之公族，此據《史記考證》），卻又是一位念念不忘吳起的好人，《戰國策·魏策》中有一段故事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悅，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而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甯、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跡，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為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象這樣，這位公叔又是一位“長者”，而且是“聖人”。這位公叔，就是後來要死的時候，勸惠王用他的部下公孫鞅（商鞅），不用便請殺他的人，大約本來是一位偽善者也說不定，不過害吳起的人在別的書上說是王錯，並不是他。他既是曉得尊重“吳起餘教”，而使“吳起之後”得田的人，看來總不會是怎樣的壞蛋，尚公主的陰謀總當得是莫須有的事。

    究竟什是“吳起餘教”？在這兒卻值得追求。《漢書·刑法誌》有一個線索：“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閔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由這個敘述看來，可以知道魏之“武卒”便是“吳起餘教”。魏之武卒是怎樣的編製呢？《誌》文引孫卿語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中試則複其戶，利其田宅。”這是采自《荀子》的《議兵篇》，文字略有損削。荀子對於武卒的批評是：“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其危國之兵也。”這批評是相當正確的，但是要補救也很容易，隻要製出一定的服役年限，在役時“複其戶，利其田宅”，退役時則否。這樣便不致“數年而衰”。這點程度的補救，吳起一定是想得到的。但“魏氏武卒”結果是衰了，那是因為吳起走了，沒有人繼承“改造”的原故。據這看來，可見吳起是我國施行征兵製的元祖。

    五

    關於吳起也還有一些好的傳說，但多少都有些神話化的意味，頗難使人盡信。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這是說吳起重信用，差不多有點象尾生抱橋柱的味道。頓把晚飯不吃倒也容易熬過的，或許吳起等得太晚了，“故人”又沒有來，而自己也疲倦了，便自睡了，所以晚飯沒有吃。到第二天把“故人”找來了又才同吃早飯，大概是實際的情形。然而在崇拜者的眼看來（看他稱“吳子”就可知道），這又成為“吳子”的重友誼與重信用。這在吳起應該可以說是“不虞之譽”。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而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這故事亦見本傳，引以為“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之事證。能與士卒同甘苦，共衣食，這是可以相信的，但為收士卒歡心而至於吮疽，卻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因為病疽者假使他的疽是生在自己能吮的地方，他決不會讓自己的主將來跪吮；假使是生在自己不能吮的地方，他的同僚也決不會讓主將去跪吮而作旁觀，尤其是患者的母親也不會隻是旁立而泣。一位母親的愛兒子，比任何良將愛士卒的心總要急切些，豈有將吮而母親不能吮的事？大約吳起當時曾經作過要跪吮的表示，結果被人替代了，但那表示被粉飾了起來，便成了佳話。認真說，照我們學過醫的眼光看來，吮疽或吮創實在是最原始而又最危險的辦法，不必是對於吮者危險，而是對於被吮者危險。人的嘴是很不幹淨的，創被吮了反而增加化膿的危機，疽假如是膿頭多的所謂癰，那是愈吮愈壞。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是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複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僨）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呂氏·慎小》）

    這也是的派頭，儼然在做戲。其實信賞必罰是很容易見信於人的，何必要來這些花套呢？但這花套，在別的書上，麵貌又不同。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征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韓非·內儲說上》）

    同一故事而有這兩種麵貌，這與其說是傳聞異辭，寧可說是古人在作。你看這同樣的，在後來不是連主人公都掉成商鞅了嗎？

    秦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史記·商鞅傳》）

    這與其說是商鞅蹈襲了吳起的故智，寧可以說他們兩位都隻是的主人。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