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在《韓非子》的第一篇《初見秦》，在《戰國策·秦策》麵是收為張儀見秦惠文王時的說辭，足見這篇文章的作者在漢時已經就有兩種說法。

    宋人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引沙隨程氏說：“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範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鑒》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舉韓之論見《初見秦》，程氏認為範雎書，雖然所引列的根據並不怎堅實，但總不失為一種新說。

    從前的人讀書大抵是篤信古書的，凡是黑字印在白紙上的東西似乎都可信，而且要愈古的也就愈見可信。準此，《初見秦篇》的作者在以前的看法大抵是分為兩派，不是認為韓非所作，便是認為張儀所作，沙隨程氏說是不大為人所注意的。

    “五四”以來，讀書的方法更加科學化了，對於一種書或一篇作品，假使有可疑的地方，我們曉得用種種方法去考察，在書外求證，在書內求證，總要把它弄得一個水落石出。有時考證所得的結果確是很精確的，讀書的方法確是比前人進步了。

    關於《初見秦》作者的這個問題，近年來比較有貢獻的是容肇祖先生。他有一篇《韓非的著作考》（初載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一集四期，後收入《古史辨》第四冊）認為《初見秦》是“縱橫或遊說家言混入於《韓非子》書中者”。在這時他是傾向於張儀說的，以為“勸秦滅六國，當是張儀之言”，他也引到沙隨程氏說而表示懷疑：“以張儀說為範雎書，不知何據？”但他是堅決地反對韓非說的。

    其後容氏又寫了一篇《“韓非子初見秦篇”考》（初載同上《周刊》五集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後亦收入《古史辨》第四冊），對於這問題，作了更深一層的研討。他詳細地考察了“文章的內容”，約略把這文的時代考出了。因為文中多載秦昭王時事，足以證明絕對不是張儀所作。又據引文中下列一段史實而加以推論，也推翻了韓非作的說法。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國策》作“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逾華、絳、上黨，代四（《國策》作“三”）十六縣，上黨七十（《國策》作“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複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這毫無疑問是指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趙於長平，四十八年昭王聽範雎之謀，“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時候的事，故爾容氏說：

    從上引的《初見秦篇》一段看，明是秦昭王時事。中間屢稱大王，所謂“大王以詔（‘詐’）破之”，“大王垂拱以須之”，可證確為秦昭王時人所說的。……稱秦昭王作大王的，就是與昭王同時的人，斷不會為始皇十三年入秦的韓非所說。

    這樣又把韓非說從根本推翻了，確實是很犀利的一個揭發，比較起一向的人所說的韓非忠於韓，不應人秦即勸其“舉韓”，或與《存韓篇》相矛盾的那樣心理上的證據，自然是更加可靠的了。

    《初見秦》的時代既已約略考定，其中的話“確為秦昭王時人所說的”，那是不是就如沙隨程氏所說便是“範雎書”呢？沙隨程氏提出了範雎來作為本篇的作者，他的根據為王應麟所引列的，可惜過於簡略，但我相信，他大約也是見到了上引長平之役的一段，知道了是昭王範雎時事，故爾他才推定為範雎的吧。不然他這樣的結論是無法得出的。但可惜程氏的注意還欠周密，他已經觸到了時代的邊緣，而對於作者卻是規定錯了。容氏說：“《初見秦篇》所謂‘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複與趙為和，是謀臣之拙也’的話，都是暗指範雎的，不應是範雎書”，這真真是一語破的，“沙隨程氏的話”也的確是“不攻自破”了。

    作者既非範雎，但總得與範雎約略同時，是不是有什線索可以斷定為誰的呢？容氏關於這一層是很謹慎的。他說：

    《初見秦》一篇的作者，既不是張儀，又不是韓非，又不是範雎，而是在昭王時，範雎稍後的一人。究竟何人，尚沒有確實的證據。或者急卒一點的會說是蔡澤。但是蔡澤是由範雎進用的，似乎初見秦時不當即數範雎之短。總之這篇說辭，或是一位不大著名的人所作。日久失名，或附之張儀說，或附之韓非書，與“舜、禹，天下之美皆歸焉，桀、紂，天下之惡皆歸焉”的事情相類。

    這兒提出蔡澤說出來，雖然采取的是否認的態度，但卻不失為一個新的啟示。不過同在《古史辨》第四冊麵，又收輯有一篇劉汝霖先生的《“韓非子初見秦篇”作者考》，和容氏第二篇文章的見解大抵相同，而寫得更為扼要。容、劉二氏在文字中彼此都沒有提到，不知道是什原故。劉文沒有標出寫作年月（就《古史辨》而言），也不知道是誰先誰後，或者是各不相謀地所謂“英雄所見大抵相同”的吧。但是劉氏是較傾向於蔡澤說的，在這一點上與容氏稍微不同。劉氏說：

    我看本篇曆舉秦人的失策，最後說到長平之戰，一連五次稱大王。可見上書時的秦王就是圍大梁和長平之戰時的秦王。我們知道這幾次戰爭都發生在秦昭王時，可以知道這篇著作的時代必在秦昭王時。麵又說到前二五七年圍邯鄲的事，知道這篇必作於前二五七年以後。自這年到秦昭王之死，不過七年的工夫。這七年之中，東方說客到秦國而見於史書的，我們僅見到蔡澤一人，所以假定這篇是蔡澤或蔡澤之徒所作，有最高的可能性。

    這雖然也並不是肯定了就是蔡澤，但是是從正麵提出了蔡澤說的，與容氏從反麵來提出的態度不同。照情理上推測，或許是劉文在前而曾為容氏所見到的吧？假使是這樣，那打破了張儀說韓非說與範雎說，而提出了蔡澤說出來的功績，便應該是寫在劉氏項下的。

    二

    憑著容、劉二氏的開拓，我曾經對於這篇文章也過細地玩味過，覺得蔡澤說也依然不正確，而有另外一個更適當的人。

    先請說出我所得到的線索吧。

    《初見秦》這篇文章，驟看時好象泛泛地在反對一般的合縱，這是有點迂闊的。因為秦自惠王以來即采取連衡政策以破當時的合縱，而且在時間的經過中合縱的局勢已經在漸就崩潰了。何勞你這位說客再來泛泛地反對合縱呢。照道理上講來，他應該是專為某一次緊急的事態而進說。因此我們便應該注意他在開首一說到本題時便吐露出的這一句話：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戰國策》作“收餘韓”）而成從，將西麵以與秦強（《戰國策》無“強”字）為難。

    這是點破了當時的時勢。這一句話應該是很重要的主眼。這兒對於關東六國，在字麵上獨沒有舉出趙國，統言“天下”，也太含糊，到底是誰在“連荊”，誰在“固齊”，誰在“收韓”，差不多成了一個無頭公案。因此，以前的人把這一句話便很忽略地看過了。我說是很忽略，有什證據呢？有的，你從對於“陰燕陽魏”的陰陽二字的解釋上也就可以看出。對這兩字的解釋有兩種：《國策》高誘注以為“陰小陽大”，而《韓非子》舊注則謂“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象這樣如以大小南北為說，那，楚在六國中為最大，而且最南，何以不說“天下陰燕陽荊，連魏固齊”呢？這不是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而大家都沒有十分注意的證據嗎！我的看法是——在這兒所隱去的趙國其實就是“連荊固齊收韓”的主謀，它的地望正是“陰燕陽魏”的。再請看後文要收尾處的那幾句話吧：

    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

    這兒便把趙國點出了。而且反過來又說：

    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

    無論反說正說，都是把“舉趙”列在第一位的。這正足以證明在說者進說時這一次的合縱是以趙為盟首。趙國正在打算聯合關東諸侯以與秦國為難。但關東諸侯也並不是全麵參加，而是局部合縱的形勢。何以見得呢？你看說者在言“舉趙”之外，對韓則言“亡”，對荊、魏則言“臣”，而對燕、齊則言“親”，便明白地透露出了這個消息。這便是說者在進說的當時，正有著這一次的合縱運動，除以趙為主動之外，韓、魏、楚是響應趙國的。而燕、齊則采取的是中立態度，不用說是對於趙的好意中立。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象這樣以趙為主動，以韓、魏、楚為同謀，而燕、齊中立的攻秦舉動，在長平之役乃至邯鄲解圍以後，秦昭王逝世之前，在史冊上是不是有可考見的呢？有的。這樣的一件事情就發生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