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青銅器時代，它的下界是很明了的，便是在周秦之際。由秦以後便轉入鐵器時代。兵器的用材，在這兒是最好的標準。存世古兵器如戈矛劍戟之類，凡是秦以前的都是銅製，鐵製者未見，而秦以後的銅製兵器也完全絕跡了。古時候的人也有見到這個現象的，如江淹的《銅劍讚序》有雲：

    古者以銅為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逾見其微。

    把銅鐵的轉換歸之於使用的頻繁，以致材料的缺乏，這表示著古人的知識不夠。事實上是鐵的效用比銅更大，故有鐵的冶鑄的發明和進步，便把銅的主要地位奪取了。這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轉換到的。鐵的開始使用應該比周秦之際還要早。宇宙中除在殞石麵多少含有天然鐵之外，所有的鐵都是和別的原素化合著而形成為礦物的，由鐵礦中把鐵提煉出來的發明，不知道是在中國的什時候。文獻上可考見的，大抵在春秋初年已經就有鐵的使用了。《管子·海王篇》上已經有所謂鐵官。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看這樣子，鐵已經在作為手工業器具的原料而使用著了。《管子》本來並不是管仲作的書，並且也並不是春秋時代的著作。但這項資料即使是戰國時代的情形，為時也相差不遠。《國語·齊語》上也有管仲的話這樣說著：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樨，試諸壤土。

    這美金和惡金的區別，和前項的資料參照起來，可知也就是青銅和生鐵的區別了。當鐵的冶金初被發明的時候，應該隻能有生鐵的使用，隻能用來鑄造一些簡單的手工用具，待到後來煉鋼術發明了，然後才能用來造積極的兵器。鋼的發明大約在戰國末年，因為那時的楚國已經在用鐵的兵器了。《荀子·議兵篇》，雲楚人“宛鐵，慘如蜂蠆”。（《史記·禮書》引作“宛之鐵，施鑽如蜂蠆”。偽撰《商君書》者在《弱民篇》中竊用此文為“宛鐵，利若蜂蠆”。）又《史記·範雎傳》載秦昭王語：“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據這些資料，可以知道鐵的冶鑄在戰國末年已經達到高度的水準了。以前曾經有人論到過，秦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六國之後，曾“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鋸，以為金人十二”，是因鐵的新兵器已經出現，故銷融廢銅以鑄銅像。這有劃時代的意義，並不是秦人統一了天下，從此放牛歸馬，不再用兵，而是銅兵已經把地位讓給鐵兵去了。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揭發，但由我們最近的研究，已經知道銷兵鑄器並不始於秦始皇，而實始於楚。

    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年夏間，安徽的壽縣東鄉朱家集的李三孤堆，因為淮水泛濫，發現了很多古器。其中有好些器皿刻著兩位楚王的名字，一位是熊肯，一位是熊。壽縣是古時的壽春，是楚國最後的都城，是楚襄王的兒子考烈王於其二十二年由陳城徙都的。因此，在我認為熊肯即考烈王熊完，熊即幽王熊悍。後者是大家所同意的，前者還有異說。現在我隻想舉出兩個熊的器皿。

    一個是鼎，器蓋都有銘，器銘為：“楚王熊戰隻（獲）兵銅，正月吉日，作鑄喬鼎，以共胾常（蒸嚐）。”（蓋文喬鼎下多“之蓋”二字。）還有一個是盤，銘文與鼎全同，隻“喬鼎”二字作“少（炒）盤”而已。幽王在位僅十年，據《史記·楚世家》，隻於其三年載“秦、魏伐楚”一事，《六國年表》於秦、魏欄內亦同載其事。秦言“發四郡兵助魏擊楚”，魏言“秦助我擊楚”，均未言勝負。除此之外，幽王在位年間無戰事的記載。大率幽王“戰獲兵銅”之事，就是在這“秦、魏伐楚”的一役，而楚國是得到勝利的。幽王得到兵銅，不把來作為兵器或鑄銅兵之用，而把它來鑄鼎盤彝器之類，可見銷兵鑄器實始於楚幽王，而楚在當時已確實不仰仗銅兵了。

    就這樣，中國青銅器時代的下界是很明了的，絕對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際。假使要說得廣泛一些，那春秋、戰國年間都可以說是過渡時代。

    但是上界卻是很渺茫的。中國究竟是在什時候由石器時代遞禪到青銅器，在今天誰也無法回答。我們在今天所有的知識，隻是知道，殷代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

    青銅器的有組織的研究始於北宋末年，到今天算已有一千年的曆史。由北宋以來所有業經著錄的銅器已有七八千件，就有銘文記載的加以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周器，但亦有少數可以斷定為殷器的。例如有名的《戊辰彝》，銘文麵記著“在十月，隹王廿祀日，遘於妣戊，武乙爽”，是說祭武乙之配妣戊。古人稱祖母為妣，武乙之配必帝乙、帝辛兩代始能稱妣。故《戊辰彝》如非帝乙二十年之器，即帝辛二十年之器。象這樣由銘文確實可以定為殷器的，大抵有一打左右。故殷代毫無疑問已入青銅器時代。這個斷案，由殷虛的發掘更得到了地下的實證。殷虛中發現有若幹青銅器和不少的鋼模、冶銅工具及銅礦的殘存，在今天，誰也不會懷疑，殷、周兩代是共同包含在青銅器時代麵的。

    但值得奇異的是，現存殷彝及殷虛出土的銅器，由其花紋形式及品質而言，冶鑄的技術已極端高度化，而可以證明為殷以前的作為前驅時代的器皿卻一個也不曾發現。宋人書中有所謂“夏器”，今已證明有的是偽器，有的隻是春秋末年的越器。殷以前之物應該有而卻未能發見或證明，實在是古代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的懸案。在這兒可能有兩種推測：一種是還埋藏在黃河流域的土未被發現，另一種是青銅或銅的冶鑄技術係由別的區域輸入黃河流域的，而原產地尚未發現。在我認為第二種的推測可能性更大。青銅器出土地自來偏在於黃河流域，由南方出土者甚少，如黃河流域為原產地，不應於將近萬件的遺器中竟無一件足以證明為前驅時代之物。而中國南方，江淮流域下遊，在古時是認為青銅的名產地。《考工記》雲“吳、越之金錫”，李斯《諫逐客書》雲“江南之金錫”，都是證據。金錫的合金即是青銅。在春秋、戰國時江南吳、越既為青銅名產地，則其冶鑄之術必淵源甚古。殷代末年與江淮流域的東南夷時常發生戰事，或者即在當時將冶鑄技術輸入了北方。當時北方陶器已很進步，殷虛所出的白陶，其花紋形製與青銅器無甚懸異，以青銅而代陶土，故能一躍而有高級的青銅器產出。我這自然隻是一種推測，要待將來的地下發掘來證明。將來有組織的科學發掘普遍而徹底地進行時，青銅器時代的上界必然有被闡明的一天的。

    殷代銅器傳世不多，且容易識別，在銅器本身及作為史料的研究上沒有多大的難題。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銅器，雖然容易認為周代之物，但周代年限太長，前後綿亙八百年，在這兒僅僅以“周器”統括之，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渾沌。因而周器的斷代研究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時代性沒有分劃清白，銅器本身的進展無從探索，更進一步的作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這樣，器物愈多便愈感覺著渾沌，而除作為古玩之外，無益於曆史科學的研討，也愈感覺著可惜。

    以前的學者也每每注意到時代的考定上來，但方法不甚縝密，所考定出的年代相差甚遠。例如有名的《毛公鼎》，就僅因為作器者為毛公，遂被認為文王的兒子毛叔，於是便被定為周初之器。其實這器銘的文體和《尚書·文侯之命》相近，決不會是周初的東西。經我考定，它是宣王時代的作品。這一相差也就有三百年左右。彝銘中多年月日的記載，學者們又愛用後來的曆法所製定的長曆以事套合，那等於是用著另一種尺度任意地作機械的剪裁。在二三十年以前的舊人僅僅就一兩例以作嚐試，其結果倒也無足重輕，近一二十年來的新人們更擴大規模作整套的安排，大表長編，相沿成為風習。作俑者自信甚強，門外者徒驚其浩瀚，其實那完全是徒勞之舉。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無定說，當時所用曆法至今尚待考明，斷無理由可以隨意套合的。

    例如有一位恭王，他的在位年代便有四種說法。有二十年說（《太平禦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有十年說（《通鑒外紀》），有二十五年說（《通鑒外紀》引皇甫謐說），更有十二年說（邵康節《皇極經世》中所推算）。後世史家多根據十二年說，故做“金文曆朔長表”的人也多按照著這個年代來安排。但存世有《曹鼎》二具，其一雲：“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廬。”這分明是龔王在世時之器。龔王即恭王，金文中凡恭敬字都作龔。龔也不是諡號。古時並無諡法，凡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均是生號而非死諡。這件史實由王國維揭發之於前，由我補證之於後，在目前已經成為定論了。死諡之興大率在戰國中葉以後。就這樣，我們知道周恭王在位十五年都還存在，雖然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還不知道孰是孰非，而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卻是鐵定的錯誤了。據十二年說以安排的曆朔表，豈不是一座蜃氣樓嗎？

    象這樣的年代考定實在比原來沒有經過考定的更加渾沌。沒有經過考定，我們僅是不知道年代而已，而經過所謂考定，我們所得到的是錯誤的年代。故爾用錯誤的方法從事考定，愈考定，愈增加問題的渾沌。

    這個渾沌，由我所采取的方法，似乎已經漸被鑿破了。我是先選定了彝銘中已經自行把年代表明了的作為標準器或聯絡站，其次就這些彝銘麵的人名事跡以為線索，再參證以文辭的體裁，文字的風格和器物本身的花紋形製，由已知年的標準器便把許多未知年的貫串了起來。其有年月日規定的，就限定範圍內的曆朔考究其合與不合，把這作為副次的消極條件。我用這個方法編出了我的《兩周金文辭大係》一書，在西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二器，在東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一器，合共三百二十三器。為數看來很象有限，但這些器皿多是四五十字以上的長文，有的更長到四五百字，毫不誇張地是為《周書》或《國語》增加了三百二十三篇真正的逸文。這在作為史料研究上是有很大的價值的。即使沒有選入《大係》中的器皿，我們拿著也可以有把握判定它的相對的年代了。因為我們可以按照它的花紋形製乃至有銘時的文體字體，和我們所已經知道的標準器相比較，凡是相近似的，年代便相差不遠。這些是很可靠的尺度，我們是可以安心利用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字體，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器製，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花紋，這些東西差不多是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的。譬如拿瓷器來講，宋瓷和明瓷不同，明瓷和清瓷不同，而清器中有康熙瓷、雍正瓷、乾隆瓷等，花紋、形態、體質、色澤等都有不同。外行雖不能辨別，而內行則有法以禦之，觸目便見分曉。周代的彝器，我自信是找到了它的曆史的串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