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古代的研究，斷斷續續地，前後費了將近十五年的功夫，自己感覺著對於古代的認識是比較明了了。

    十五年前所得到的一個結論，西周是奴隸社會，經過種種方麵的研討，愈加感覺著是正確的。

    有了這個結論，周、秦之際的一個學術高潮才能得到說明；而那個高潮期中的各家的立場和進展，也才能得到正確的了解。

    我是以一個史學家的立場來闡明各家學說的真相。我並不是以一個宣教師的態度企圖傳播任何教條。在現代要恢複古代的東西，無論所恢複的是那一家，事實上都是時代錯誤。但人類總是在向前發展的。在現代以前的曆史時代雖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經過曲折紆回的路徑，卻也和蝸牛一樣在前進。因而古代的學說也並不是全無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匯在現代的進步思想麵了。

    對於人體的解剖闡明了的現代，對於猿猴乃至比猿猴更低級的動物的解剖便容易完成。誰還能羨慕猿猴有長尾，而一定要把人體的尾骨設法延長？誰又會看到鳥類的盲腸大有效用，而反對在盲腸發炎時剪掉人體的蟲樣突起呢？

    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等的努力，不外是想設法延長尾骨；反對科學的方法而提倡八卦五行的動向，更不外是把蟲樣突起認為人類的心髒罷了。

    是什還他個什，這是史學家的態度，也是科學家的態度。並不嫌長尾猿的尾子太長而要把它縮短一點，也不因古代曾有圖騰崇拜，而要把爬蟲之類依舊當成神靈。

    本來還想再寫一兩篇，如對於名家的批判，先秦儒家與民主氣息之類，但因興趣減衰，不願再糜費時日了。

    關於名家，王國維在年青的時候早說過這樣的話：“戰國議論之盛不下於印度六哲學派及希臘詭辯學派之時代。然在印度，則足目出而從數論聲論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學，陳那繼之，其學遂定。希臘則有雅士多德自埃利亞派詭辯學派之辯論中抽象之而作名學。而在中國，則惠施、公孫龍等所謂名家者流，徒騁詭辯耳。其於辯論思想之法則，固彼等之所不論，而亦其所不欲論者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

    這見解我認為是正確的。隻是惠施的學說存留者無幾，《莊子·天下篇》所載大一小一之說多少還有些學術價值，而支離滅裂純作觀念遊戲的公孫龍，則僅是一名幫閑而已。

    關於儒家最難理論。事實上漢人分家的辦法已經過於籠統，而後人言儒家尤集籠統之大成。粗略言之，所謂儒家之在秦前秦後已大有不同。秦以後的儒家是百家的總匯，在思想成分上不僅有儒有墨，有道有法，有陰陽，有形名，而且還有外來的釋。總而稱之曰儒，因統而歸之於孔。實則論功論罪，孔家店均不能專其成。

    就是先秦儒家，也有係統上的進展和個人思想上的分歧。孔子和孟、荀不盡同，孟、荀亦各有特點或偏見，孔子門下所謂七十子之徒，他們的言論，更不能讓仲尼來負責。但先秦鄒魯之士，既被總而稱之為儒，彼輩功過亦統而歸之於孔。孔子因而成了超人，也因而成了盜魁。這是斷斷乎不合邏輯的。

    應該從分析著手，從發展著眼，各人的責任還之各人。這可算是對於古人的民主的待遇。

    先秦儒家的幾位代表人物，在先秦諸子中究竟是比較民主的些。孔子的主張是奴隸解放的要求在意識上首先的反映。他雖然承繼了前時代貴族所獨占的文化遺產，但他把它推廣到庶民階層來了。他認識了教育的力量，他是注重啟發民智的。這和道家的“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法家的燔詩書愚黔首的主張完全不同。

    常見被人征引來指斥仲尼為非民主的兩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仿佛他也是一位支持愚民政策者。這隻坐在把可不可解為宜不宜去了。但可不可是有能不能的意義的，原意無疑是後者，前代注家也正解為能不能，所謂“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象這樣本是事實問題，而被今人解成價值問題，這未免有點冤枉。

    問題倒在百姓不能知，而孔子進一步所采取的究竟是什態度？是以不能知為正好，還是在某種範圍內要使大家能夠知呢？孔子的態度，無疑也是後者。他不是說過“舉善而教不能”嗎？他不是說過“庶之，富之，教之”的次第嗎？

    又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本是奴隸社會的製度，在孔子毋寧是“刑須上大夫，禮須下庶人”的。然而近人的清算卻把先行時代的舊債，堆在孔子身上去了。這也不能說是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