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托，其屬於周初者，如《金縢》、《洪範》諸篇皆不足信，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複已屢經傳寫，屢經厘定，簡篇每有奪亂，文辭複多竄改，作為史料，不無疑難。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是其可貴，似未可同列而論。

    雖然，有遺憾焉。彝器之傳世者雖多，而其年代與來曆亦多不明。間有傳其出土地者，大抵因農人鋤地或他種土木工事之偶爾發現。發掘者本不具學術知識，發掘後又未經調查紀錄，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而其表麵遺跡亦複終遭湮滅，甚可惜也。至於著錄之書，自趙宋以訖於今，頗多名世之作。或僅采銘文，或兼收圖像，或詳加考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於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複加以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曆史係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

    夫彝銘之可貴在足以征史，苟時代不明，國別不明，雖有亦無可征。故曆來談史地之學者每置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於不顧，甚或加以鄙夷，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於史地之學亦複少所貢獻，王氏國維所謂“於創通條例，開拓閫奧，慨乎其未有聞”者（見《殷虛書契考釋序》），殆謂是也。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閫奧之當如何開拓，卓犖如王氏，則亦秘而未宣。閑嚐觀其所曾為，多文字考釋，器物鑒別之零什，雖饒精當，而與古法無多殊。其兩《金文箸錄表》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亦未足以當此。王氏殆有誌而未竟者耶？

    頻年以來頗有誌於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乃潛心於殷代卜辭與周代彝銘之譯讀。卜辭出土於一地，其出土地之地層，近由發掘，亦已略得明其真相，據為史料，無多問題。然至周彝則事乃迥別。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載祀八百，其綿延幾與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統稱曰周，實至含混。故器物愈富，著錄愈多，愈苦難於駕禦。寢饋於此者數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將奈何？竊謂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尤疑錄自鍾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於地而未盡佚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為最古之金文著錄，似亦無所不可。

    國別之征至易易，於銘文每多透露，可無多言。年代之考訂則戛戛乎其難。自來學者亦頗苦心於此，其法每專依後代曆術以事推步，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案此實大有可議。蓋殷、周古曆迄未確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例以恭王言，《太平禦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雲在位二十年。《通鑒外紀》雲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諸書複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然今存世有《曹鼎》第二器，其銘雲：“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盧。”龔王即恭王，諡法之興當在戰國中葉以後，此之生稱龔王，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宗周鍾》之生稱邵王，《遹簋》之生稱穆王，《匡卣》之生稱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曆術以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雖亦斐然成章，奈無當於實際。學者如就彝銘曆朔相互間之關係以恢複殷、周古曆，再據古曆為標準以校量其他，則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蓋資料尚未充，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