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台路旁,有一個小小的四得公園,公園旁邊立著牌子,拚音拚著——sidepark。
我穿了一件淺藍熱帶植物飛鳥印花的長袍子,套一件淡紫色的編織外套,跟著jan走向小公園的入口,“你怎總是找得到公園,我從來不知道附近有這多公園。”
他拉著我的手走得氣宇軒昂,“我們慢慢一個一個走,試試能不能把附近所有公園都走一遍。”
公園雖然不大,但入口如今被鐵欄杆圍了幾個回合,一位老阿姨站在鐵欄杆入口,拿著喇叭,對著稀稀落落的遊客喊:“進入公園請掃健康寶,出示健康碼。”
“什?”我平素不出門,莫名其妙。
jan指了指鐵欄杆上麵掛著的二維碼,“一個追蹤行程的app,我已經下載過了,這幾天用了幾次。你掃掃看。”
我站在炫目的正午陽光下麵,看著被曬得模糊不清的手機屏幕,拉下口罩,拍了一張異常難看的身份驗證照片。我的手機還是4g,驗證了幾次才成功。
旁邊大喇叭的聲音忽然安靜下來,阿姨忽然湊到了我們近前,極認真地問著jan,“我還沒見過外國遊客的健康碼是什樣,你能給我看看嗎?我參考參考,以後就知道了。”
jan用手機掃了碼,舉到阿姨眼前。他的頭像不是自拍照,而是護照圖片,信息清楚得多
阿姨仔細看了看,點點頭,放我們從一層層的鐵欄杆中間穿過去,進入了公園。
“外國人最近變成了敏感性人群。”jan說,“很微妙。”
我點點頭,“我最近看了一個新聞,住在廣州的一位美籍黑人被小區的物業強製要求搬離公寓。他的家屬是中國人,質問物業為什隻驅趕黑人,不驅趕白人。家屬還追問,如果現在是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因為新冠疫情遭受種族歧視,人們會怎看?”
“物業怎說?”
“毫無反應,也不知後續如何。‘種族歧視’這個字眼對於我國人民來說太陌生了,完全激不起風浪。我們是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
“所有的概念都變了,我們在國內嚴格居家隔離,歐美還在為戴口罩是不是影響了正當人權在喧鬧呢。民主,民主也變了味道。”
“歐洲也沒有完全消除種族歧視嘛。”我提起他上次給我看的西方媒體漫畫,“德國人在超市打一個噴嚏,唾沫不是會飛濺到兩排貨架之外嗎?”
“對對,真危險。”他笑。
“還好疫情不是從聖誕節的時候開始,那時候如果國際航班封鎖的話,你就得留在法蘭克福,回不來北京了,我們也遇不到了。”
“是啊,很幸運。將來提起往事,我們可以說,當初開始交往,是世界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時候呢,多有紀念意義。”
世界還沒有疫情的時候,我的世界還沒有jan的時候,我可沒有在五月份出來踏青的閑情逸致。我們從草地上的一條小石板路踏過去,旁邊的鐵絲網圍出一塊塊籃球場、網球場,如今都空著。
路邊的長椅也空落落的,沒有什人坐。jan瞟了一眼,隨口說道:“我有位美韓混血兒朋友,是個裁縫。”
“裁縫?”真是複古的字眼,我咳一聲,“什裁縫?要叫設計師。”
“是,這也算是個外號了,我叫他裁縫,他叫我納粹。”他聳聳肩,“我們年輕的時候,總是去公園惡作劇。有人在長椅上坐著,我們就走過去一左一右坐在長椅兩邊,大聲用英語交談。”
“這皮?然後呢?”
“通常中間那個遊人會坐立不安,很快站起來走掉。”他輕笑。
“太惡劣了。”我笑著捏捏他的手指。
“還有更惡劣的。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喝酒都喝得很凶。有時候周末出去喝酒,第二天早上人會躺在很奇怪的地方。有一次我們醒過來時,發現是在天壇的樹林。”
“天哪。”
“還有一次在上海,我們喝了一夜,第二天醒過來已經是中午了,我們躺在黃浦江一艘船的甲板上,大家都頭痛欲裂,誰也想不起來是怎上去的。”
“這……真讓人難以置信。”我瞪著眼睛看他,“看來,你以前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嘛”。
“沒錯,真的是另外一個人。”他喃喃說,“現在裁縫也變得不一樣了,他開了店,高級西裝定製,每天梳油頭,穿著馬甲皮鞋,客客氣氣陪客戶們聊羊絨麵料。娶了一位太太,是韓國人。”
“大家都不年輕了,人人都在變。”我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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