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當天，jan在家休息。次日，他早上五點半就起了床，出發去坐高鐵。

    他發給我一張坐在座位上的照片，沒戴口罩，因為偌大的車廂空空蕩蕩，隻有他一個人。

    他寫道：12月以後第一次離開北京，車站有味道很強烈刺激的消毒水味兒，氣氛相當安靜。有人說在經濟在膨脹或萎縮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人的聲音擴大或壓低。很陰鬱，像剛剛開放的蘇聯，旁邊的車廂隻坐著三個人，非常暗。很普通的一個早上。

    “還是要戴好口罩，不管有幾個人，都不要疏忽大意。”我回道。

    jan的行程安排得很狡猾，他先用存續的婚姻關係續簽了簽證，之後才到法院遞交了離婚申請。正值周末，簽證續簽窗口並不是普通的辦公時間。他堵在窗口，好好說了一陣子軟話，將疫情期間趕高鐵形容得無比艱難。窗口人員終於伸手說，護照拿來看一下。然後在電腦上操作了不到一分鍾，他的簽證日期就變更完成了。

    “我現在脾氣變得真是軟多了，要是換我生病之前，我可能就直接站在窗口發脾氣了，誰會知道周末不辦公？”jan不停發來信息報告行程，“我現在去法院啦。”

    我一條一條地收著他的信息，越來越心緒難安。我去爸媽家接了小釘子，帶他出去散步。

    沿著三環向東走一座橋，再橫渡一個天橋，有一個形狀狹長的小公園。我不知道jan是怎發現它的，它那近，我和小釘子穿梭在初夏柔柔的風，中途買了飲料，很快就找到了入口。

    “這是你的男朋友帶你來過的公園嗎？”小釘子問，不知什時候，他走路時已經不需要牽我的手了。

    “是啊，我們以前居然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去哪都是開車啊，你從來不散步。”他說。

    那間公園非常見縫插針，像一條花邊一樣鑲嵌在大路邊。寬不過五十米，長不過一公。

    小釘子如往常一樣喜歡和陌生人交朋友，他進了公園就迅速地盯住了一對正在打羽毛球的母子，跑過去聊了起來，那邊的母親用手扇著風，把拍子遞給他，兩個嚴嚴戴著口罩的小朋友便對打起來。

    我拿著草莓牛奶，在旁邊找了一張沒有人的長椅坐下，然後想起jan說的，他和朋友年輕時會坐在其他遊人左右兩邊說英語，直至把遊人尷尬走的事。

    我暗暗笑了起來，現在的他應該不會做這種事了。是因為經過大病考驗的人不太一樣嗎？

    每次見麵的時候，他仍然會幫我按摩治療。雖然他最近的笑容越來越多，但在按摩的時候，他會安靜下來，像是在傾聽著我體內的什聲音，垂著眼睛，看向不知什地方。我總會停止聊天，安靜看他臉上沉靜的肅穆。他臉上的線條有種成熟後的鬆弛，帶著種過盡千帆的寥落和悲憫，比他給我看的年輕時代的照片要美麗得多，像是鑽石經過了苦難的打磨。

    小釘子衝過來問我要水喝，我從包拿出他的檸檬水，他咕嘟咕嘟灌了幾下之後，戴好口罩又拎著羽毛球拍殺了回去。

    我出神地在旁邊看著他，另一個孩子的母親坐在對麵的長椅上，悠閑地拿著紙扇扇風，時不時對著他們的球技評論幾句。我從前一直不理解，為什有些母親能花幾個小時，隻是看著孩子在公園玩耍。她們怎能那悠閑？

    如今我也悠閑地坐在這，我甚至百無聊賴，手捏著瓶蓋，看見毛毛蟲爬過我腳上的帆布鞋。我最近越來越多地穿帆布鞋了，這多奇怪，去年這個時候，我還每天穿著八厘米的高跟鞋，拎著裝得下a4紙的prada包，捏著咖啡杯，在國貿橋的寫字樓鏗鏘前行。

    那時候，我可真是全副武裝啊。我從帆布包麵抽出柔軟的紙巾，擦拭飲料瓶上的水珠。

    當年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我曾經采訪過女雕塑家向京，她的作品充滿了女性視角和女性意識，以女性的身體為載體，展現著獨有的純粹和沉重。采訪的那天，我一身套裝坐在滿是貓毛的沙發上，一兩隻貓從樓外麵的消防梯爬上二樓，從我身後的窗戶跳進來。我想麵前那個穿著麻布長裙，隨意披著棉襖的女藝術家一定是在忍耐格格不入的我。

    在那篇采訪稿的結尾，我寫道：向京說，即使失去更多外在的東西，女性仍然會清楚知曉自己的女性身份，即使失去青春、長發、□□甚至子宮，女性的思想仍然深藏在內心深處。而我從另一個雕塑看到了自己，一個麵對鏡子，吐舌頭做鬼臉的女孩。當我望向鏡子，當我看到長長的發卷，一絲不苟的裙裾，危險的高跟鞋，我知道這些盔甲武裝之下的我雖然戲謔，但也和這些盔甲組成了一個整體。女性有千千萬萬種。

    向京說：寫得很好。

    那時候的我，和jan如今一樣大，我以為我已經深刻地理解了自己是怎樣的女人，並將永遠保持下去。

    一切竟然可以說變就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