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沈樹人的一麵之詞，張學曾當然也不會直接聽信，而是繼續查問苦主董良的說法。

    董良是個四五十歲的老者，當下演技頗佳地喊冤：

    “冤枉！這董小娘子本已欠債多年，而且欠了好多家的銀子。自董家主母死後，一直是我家幫襯著應付抵擋那些債主，董小娘子明明已經與我家約定典房委質，有密約在先，還望明查！”

    張學曾一個畫家知府，對這些複雜的律令細節也不是很懂，權衡之後，便跟師爺切磋。

    刑名師爺徐友亮悄聲支招：“老爺，此案鬥殺人命之實已明，雙方均無異議，關鍵便在如何認定這董家繡莊，在案發時究竟是屬於董家、還是屬於蔡家、還是屬於沈家。

    名正則言順，隻要名分一定，就好判定究竟是私闖民宅、傷人者護主心切，還是蓄意豪奪、毆傷人命。”

    張學曾也悄聲追問：“那你倒是說說，依大明律這董家繡莊當時是不是算沈家的了？”

    徐友亮：“這自然需要老爺查驗雙方關於買人、典屋的契券、鄰舍鄉的證詞了。”

    張學曾點點頭，隨後便是一番繁冗的司法調查程序。

    最後果然如沈樹人預料，按《大明律》，當時董家繡莊基本上算是交割給沈家了。

    之所以加個“基本上”，是因為還有一丁點可以被抗辯的瑕疵。

    那董良在看完雙方契券後，原本也已麵如死灰，但喪子之仇也讓他思路爆發，情急之下扯住最後一根稻草：

    “請府台明察！依《大明律》，縱然我家與董小娘子的契券不曾為鄰舍鄉見證，但我家的契券畢竟在先。董小娘子對此心知肚明，她跟沈家立契時，難道不會告訴沈家？

    所以，沈家這並不是‘事先不知已另有買主’，而是明知故犯、蓄意欺詐。這是他們設的局啊！後續的一切，怎能以‘戶主心切、臨時起意’而定？”

    張學曾聽了這番抗辯，心中也是糾結，又請教師爺，不想在這種大案上落下口實。

    而徐友亮也不得不提醒：如果可以證明沈家並非“疏忽”而不知董家小娘子已經與人有約在先、而是“明知故犯”，那依照《大明律》就還得承擔一部分罪過。

    用後世的人話翻譯一下，那就是“債權不得對抗第三人”，那也得是“善意第三人”。如果是明知故犯的第三人，是不受保護的。

    《大明律.戶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後世民法說得那細，沒解釋為什“公證契約優先”，隻是直接給了個結論，背後原理隻能由司法人員自己推理。

    就在雙方爭執暫時陷入拉扯時，終於輪到顧炎武發力了。

    顧炎武今日客串沈樹人的訟師，之前還沒表現機會呢。

    隻聽他取得張學曾允許後，開始慷慨陳詞：

    “請府台明察，這董良以他們家的密約在先為由抗辯，不僅違背《大明律》，也違背聖人之道，他說沈林事先知情、蓄意為之，更是純屬臆測汙蔑。

    朱子曰：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餘者悉止。蓋言確權明責、定紛止爭之要。天下女子、田宅，但凡看上去無主，又無鄰舍鄉明示另有糾紛，那便如野兔在衢。

    買主隻要覺得有利可圖，自可果斷買下。如果非得反複查驗，豈不是失了先機？還有誰人敢與人貿易？”

    張學曾和師爺一聽，果然很有道理。

    商機便如追逐野兔，稍縱即逝，手快有手慢無，顧炎武引用朱子之言比喻，一下子就讓他們想明白了《大明律》那個“公證契約為先”的條款背後暗含的聖人道理。

    原來這是為了名正言順、定紛止爭啊！

    當然，這番話說是“朱子曰”，其實有點牽強。

    在場其他人智商不夠，聽不出其中高明曲折之處。

    唯有設計此案的沈樹人，聽完後暗讚顧炎武的急中生智、旁征博引。

    這番話實際上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的原文，發表的一段評論。但司馬光的儒學地位不夠高，所以顧炎武不引他。而南宋時，朱熹寫過《資治通鑒綱目》，這幾句話他並沒有修改，直接把司馬光的話抄過來了。

    顧炎武不說是司馬光說的而說是朱熹說的，給張學曾的台階就順暢多了。

    “身邊留個讀書破萬卷的家夥幫我要做的事情注釋、尋找依據，看來還挺好用的。記得顧炎武曆史上科舉也是屢試不第，好像這次鄉試考完後就放棄了，到時候趁著這個案子重謝他一下，延攬給我當師爺也挺不錯。”

    沈樹人心中暗忖，已經動了把顧炎武因為正式幕僚的念頭。

    他自己擅長計謀，但讀古書太少。找個人幫他把很多暗黑的謀略潤色粉飾一下，名實兼收，絕對很有必要。

    而另一邊，董良還在左支右拙、試圖做最後的抵擋，但也都被輕易瓦解。

    隻聽顧炎武侃侃而談地乘勝追擊：“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產者有心，無產者無心。苟無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我《大明律.戶律》力求田宅典身須有公契、責罰私契，正為孟子產心之義。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