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長江順流而下，船總是開得特別快。

    從南京回蘇州，不過短短兩天半，五百多的水路就走完了。

    沈樹人拐到了方以智這個通才，跟自己同遊赴任、盤桓數月，也算是意外之喜。

    船隊剛到太倉劉家港，提前得到了消息的沈廷揚，就親自到碼頭接兒子。

    他已經兩個半月沒見著兒子了，也知道兒子這次是在為家族的利益奔波，為楊閣老辦差，心中很是感慨。

    誰能想到，那個隻知道吃喝玩樂的家夥，第一次出遠門辦正事，竟能辦得這幹淨。

    沈樹人一下船，自然免不了上前行禮，還跟父親介紹了方以智的身份。

    聽說方以智是今科解元後，沈廷揚立刻肅然起敬，還頗有幾分竊喜。

    他雖有五六品的官身在，但也知道自己的斤兩，不過是個秀才買監生再捐官的履曆。論學問，一個解元就足夠他仰望了。

    “久仰方解元之才名，方解元竟肯折節與犬子下交，實在是我沈家之幸。”

    方以智也連忙謙虛：“實不敢當，久聞沈家一門皆有實幹之才，樹人賢弟的博學廣識，方某這些日子也已領教過了，著實受益匪淺。”

    沈樹人也居中解釋，說方以智興趣廣泛、交友不看八股學問，沈廷揚這才恍然。

    沈家有的是錢，招待客人自然不遺餘力，方以智等人被讓回府上設宴洗塵，海陸鮮匯畢集。方以智雖是官宦人家之後，也著實看得眼花繚亂。

    宴席之間，沈廷揚問起正事，讓兒子說一下新買到的官職職責如何，可需要家幫襯。

    沈樹人也一五一十說了：“……這官職，在管河道曹振德下麵辦差，往年多半是做些漕運的輔助工作。

    但今年南直隸本地都爆發了賊亂，河道典吏的職責，就改為把蘇鬆數縣的糧草運到廬州軍前。”

    沈廷揚自己就是戶部的官，跟漕運打了多年交道，聽兒子一說，他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摸著胡子沉吟道：“把蘇鬆的糧草運去廬州？那不是舍近求遠。難道今年江西完全不用承擔朝廷漕運攤派不成了？江西上繳的糧食，都運到軍前了？

    否則隻要江西還有多的餘糧，由那邊運到廬州，再把蘇鬆的糧食直接運往北方，不是能省一番周折？”

    沈廷揚的規劃，非常符合地理常識。明朝時，湖廣和江西的糧食要漕運往北方，也得先沿著長江順流而下，運到揚州之後過江北上，經邗溝段運河至淮河邊的淮安。

    明朝成化年間長運法改革後，南方各省的漕糧最終集結交割點，也都設在淮安。

    從淮安再往北的運河運輸成本，朝廷會提前統一定額加征、由漕運總督負責使用調度，盈虧由朝廷負責。而到淮安之前的運費，要地方上直接承擔。

    所以，在沈廷揚看來，如果是安徽地區需要軍糧，直接從江西或者湖廣運到安徽就地使用，絕對比從蘇州征調浪費更少。而蘇湖地區可以把江西的北上漕糧配額置換過來。

    好在沈樹人一路上顯然也有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還調查過，立刻解答了這個疑惑：

    “父親有所不知，張獻忠之勢已極為猖獗，今年兩湖被破壞甚重，許多良田都已處在淪陷區，楊閣老已經請求以兩湖之糧自守，不會北運京城了。

    江西的餘糧，多半也要供給安慶府軍需，堵住霍山以南。更北的廬州府、鳳陽府軍需，就隻有靠南直隸了。

    今年蘇湖鬆江等地的攤派，又臨時漲了好幾成，蘇州這邊已經翻倍了，最後好像是加到一百二十萬石。”

    沈廷揚聽了這個數字，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蘇州的糧稅本就是明朝最重，往年定額是五十九萬石，但考慮到運輸損耗加派，實際上要運到淮安交割的，有八十多萬石。

    現在漕糧和軍糧加起來一百二十萬，實際征收肯定要超過一百五十萬。這多糧食蘇州是產出不了的，說到底還是要靠去浙江買，或者在南直隸其他產糧區買。

    蘇鬆湖三府的土地，一多半都種了蠶桑和棉花這些經濟作物，原本就要靠經濟作物的高價，賣絲綢棉布買糧。

    但浙江今年又大旱，沈樹人剛穿越過來時，就聽說浙江今年隻有夏糧正常收獲，秋糧要減產一大半，米價已經從往年的一兩八錢漲到了三兩多，靠買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硬湊，糧價繼續暴漲下去，蘇州本地恐怕都得餓死一些窮人。

    另外，按照朝廷舊製，蘇州對朝廷輸送的每一石漕糧，按例還要加征一錢三分的“過江銀”和五錢的“漕運銀”。

    漕運銀是跟著漕糧一起運到淮安交割的，交給漕運總督下屬衙門，作為漕丁和護糧衛所軍從淮安到北京的餉銀。（前麵加派的糧食，是給運糧的人路上吃和鼠雀各種損耗，銀子則是給運糧的人發的錢和管理費用。錢、糧都要同時加派，不是二選一的關係）

    而“過江銀”則是地方上自行征收自己用的，是到江北交割之前，給本地運糧衛所兵丁的餉銀，還包括長江、運河各處換船裝卸的碼頭工人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