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張士誠起初也想讓張士榮跟著他一起造反，但張士榮沒答應。

    張士榮的想法是，雖然販點私鹽常常受到敲詐，最後也剩不下幾個錢，但好歹也能混口飯吃。

    而這起兵造反搞得不好，就把腦袋給整沒了。

    還有一點比較關鍵的是，張士榮不光參與了販私鹽，對這一塊業務較精通，他比其他人還多掌握一門專業技能，那就是他會駕船。

    以往販私鹽如果走水路運輸，都是張士榮當船長。

    當然他買不起船，船也不是他的，但他有這門技術在手。

    另外，張士榮比張士誠年長幾歲。

    這人一上年紀，就越來越沒有鬥誌，自身的牽絆就越來越多，開拓進取的精神就沒有了。

    因此，造反派往往都是少壯派，很少有年紀較長的人還帶頭造反的。

    比如這張士誠起兵時，三十二歲。

    陳友諒投靠徐壽輝的起義軍時，三十一歲。

    朱元璋投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時，還不滿二十六歲。

    我相信在當時的社會中，肯定會有一些人比他們三個更有威望，更有資曆。

    為什是這三個人後來成了反元的三大主力？

    正是因為他們還年輕，有敢打敢衝的精神。

    更鮮明的例子，可以看一看唐朝。

    起初高祖李淵並不打算起兵反隋，而是他的兒子李世民一個勁兒地攛掇著父親起兵，最後才成就了曆史上非常偉大的一個王朝。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在和平時期，年輕人沒有年長的人有優勢。

    但在社會變革、轉型或社會重新洗牌的時期，往往是年輕人主宰了這一時期的曆史。

    他們在曆史變革的過程中改變了曆史，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無疑，張士誠成了主宰這一時期曆史的風雲人物。

    這年年初，張士誠等十八人帶領著鹽丁起兵反元，史稱“十八條扁擔起義”。

    他們打死了平時經常欺壓他們的鹽警和一些富戶惡霸，攻下了泰州，偷襲占據了高郵。

    張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年號“佑”。

    而張士誠的堂兄張士榮在這年年初並沒跟著他起兵造反，而是去找周莊的沈富。

    當時，沈富在江淮一帶倒騰糧食、絲綢，有名氣。

    據當時吳地的巨富陸道源見沈富是個經商奇才，還時常照顧這個年輕後生做幾筆生意，並稱讚這沈富是這一帶萬戶之中的三秀。

    因此當時在一些販夫走卒之中，也有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沈萬三”、“沈三秀”。

    這張士榮去找沈富，是因為張士誠一心忙著他的起義大業了，沒人帶他販私鹽了。

    而他張士榮自己可沒這個能耐，因此他想找個老板，因此就選中了年輕的沈富。

    而當時的沈富也是一心想在經商中施展自己的抱負，但光是倒騰糧食、絲綢等農產品，利潤太低。

    聽張士榮以前是倒騰私鹽的，他也就動了心。

    畢竟這私鹽利潤可觀，雖然當時鹽鐵是禁止私營，但當時的元朝已是大廈將傾，各地農民起義的屁股都來不及擦，這查禁私鹽的事兒比起以前就放鬆得太多了。

    二人是一拍即合，迅速在江淮一帶倒騰起了私鹽。

    不到半年時間，他們還是掙了不少錢，沈富還花了大本錢，自己打了條船，也就是這次被風刮沉在鄱陽湖的船。

    俗話“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之人”。

    正在沈富把倒騰私鹽之事進行得越來越順利之時，這年夏，一個更大的機會擺在了他的麵前。

    因為又有一個人來找他，這個人叫汪耀南，元至元三年（公元17年）出生。

    當時，汪耀南還隻是一個十六歲的夥子。

    他為什要來找沈富？

    因為他是為了他的父親汪大淵。

    汪大淵，龍興路南昌府人氏，字煥章。元至大四年（公元111年）出生。

    元至順元年（公元10年），還不滿二十歲的汪大淵搭泉州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統二年（公元14年）夏秋間才返回泉州。

    這次航行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

    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

    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再到澳大利亞，從澳大利亞到加曼丹島，又經菲律賓群島，最後返回泉州。

    第二年，汪大淵回到家鄉成親。

    元至元三年（公元17年），汪大淵離別已有孕在身的妻子，第二次從泉州出航。

    遊曆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麵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峽及澳大利亞各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汪耀南出生了。

    兩年後，元至元五年(公元19年)汪大淵才返回泉州。

    汪大淵遠航回到家鄉南昌後，便著手編寫《島夷誌》，把兩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國社會經濟、奇風異俗記錄成章，作為資料保存下來。

    為了在當時的社會宣揚航海事業的科學性，汪大淵還將《島夷誌》節錄成《島夷誌略》，在南昌印行。

    但在封建社會，這種宣揚科學的東西往往被統治階級視為異端，南昌府的官員不僅查封了此書，還要抓捕汪大淵。

    不得已，汪大淵於元至正九年（公元149年）再次逃往泉州。

    時任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正在修郡誌，對汪大淵的《島夷誌》大將讚賞，便將《島夷誌》收入《泉州路清源誌》中，作為附錄。

    偰玉立還讓汪大淵躲藏在自己家中，對他是非常照顧。

    但後來還是不慎走漏了消息，不得已，偰玉立安排汪大淵再次上了一艘開往南洋的遠洋商船，並告誡他終身不要再回來。

    汪大淵迫於無奈，隻好一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