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是對魏晉之際名士風度的稱謂，亦稱魏晉風流。它作為門閥士族意識形態的人格表現，已成為魏晉時期的審美理想。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據《世說新語》：“王子猷居山陰，逢夜雪，忽憶剡縣戴安道，即時登舟造訪，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他們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樂不形於色。《世說新語》載，顧雍集僚屬下圍棋，得兒死訊，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變。謝安策劃了淝水大捷，捷報傳來，他下棋如故，並無喜色，待收棋入屋，因大喜至極，折斷了木屐齒竟全然不覺。另外，他們言詞高妙，精神超俗，“托懷玄勝，遠詠莊老”，“以清談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

    進行曆史地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魏晉風度”的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它與東漢末以《古詩十九首》為標誌發展而來的價值觀念一脈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學的自覺”的美學潮流相輔相成。在藥、酒、姿容、玄談的外在表象後麵，蘊含著對自身價值思考和對人生無常的悲歎。漂亮的形式(姿容飄逸)和內在的精神(智慧和憂傷)結合，成為魏晉風度的美學典型。在哲學上，玄學的興起，標誌著儒家哲學的危機，魏晉玄學是東漢以來思想和社會曆程的必然結果，確有一個過程。東漢後期政治的腐敗，使儒生們從對漢家煌煌大業的盲目崇拜中清醒過來，正統的儒家思想受到懷疑。從黨錮之禍開始，到黃巾起義，到軍閥混戰，到三國鼎立，再到曹魏司馬氏爭權，大開殺戒，在整整一百多年的腥風血雨中，人們進行了否定外界社會的過程，探索人生變幻無常的命運，執著愛戀短促的生命，尋求人生的歡樂。

    反映到文學上畢竟要遲一步。實際上，從東漢和帝時代開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晉的大殺名士，社會上刃血橫飛，而在觀念意識領域內，則開始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人和發展，曹操的“尚通脫”，“不忠不孝也不要緊”，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儒家思想地位，卻使社會的思想觀念的麵貌有所改觀。從此時開始到唐五代，人們的思想並不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這一解放運動的功勞。而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相當的深遠。

    當然，在人格實踐上，魏晉風度所及，也確實帶來弊病：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並非嵇、阮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正如魯迅所指：“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很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藥)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至於說到清談誤國，清談，那是時代的產物，是在魏晉玄學盛行的特定條件下所產生的。我們隻能從曆史的角度來研究它、認識它，這樣才能有正確的認識。

    “玄學”是風行於魏晉時期的一種唯心主義哲學。

    這種哲學思想，開始於曹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創始人是何宴、王弼；發展於西晉元康年間(公元291299年)，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後完成於永嘉年間(公元307312年)，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這些人生活於魏晉之間，他們的思想代表著當時的主要思潮，因而“玄學”又往往稱為“魏晉玄學”。

    魏晉時期，黃巾起義的革命風暴剛過，曹氏和司馬氏不同豪族集團的權利之爭又激烈展開。統治階級需要防範農民革命再起，又要適應政治舞台上攘奪紛爭的局麵，極力尋求一種新的思想工具。東漢風行一時的“讖緯之學”，以神學來解釋儒學，經過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經失去原來的迷惑作用。朝廷提倡的經學，也已經發展成為僵化的章句之學。這種繁瑣經學，很難再適應魏晉時期的動蕩形勢。於是，坐談玄理的“玄學”便應運而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