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1824年—1890年9月）是曾國藩的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軍中人呼“九帥”。，湘軍主要將領之一，因善於挖壕圍城有“曾鐵桶”之稱，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曾國荃五歲即入其父所執教之私塾，十七歲進京在曾國藩身邊學習，從小頗受乃兄之影響，《清史稿》稱其“少負奇氣”。

    後又師從湘軍統帥、大儒羅澤南。湖湘文化獨特的理學傳統和經世風氣，以及曾國藩的言傳身教，都對曾國荃政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極大作用。曾國荃“自謂是篤實一路人”，把治國經邦作為人生追求。但是他的科舉之路卻很不順意，鹹豐二年，僅舉優貢。

    老九剛剛被選為優貢（估計還有曾國藩的因素在），就碰到太平軍打進了湖南。其兄曾國藩被要求在長沙組織團練，對付太平軍。他也隨兄到長沙幫助辦理。但在鹹豐四年初湘軍大舉東征之前夕，老九回鄉繼續讀書。

    鹹豐六年（1856），石達開兵犯江西，江西戰局十分危急，在曾國藩“道途久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之際，曾國荃投筆從戎，招募三千湘勇，赴江西援助兄長，攻打吉安，其軍號曰“吉字營”。在眾多湘軍名將中，老九是後起之秀，卻也是崛起最快的，“吉字營”屢建奇功，成為曾國藩的嫡係部隊。

    曾國藩曾稱老九是福將。在湘軍東征中，老九率軍轉戰湘、皖、贛等省，立下不少戰功，曾在“半年之，七遷其職”。他先後攻克安慶、南京等重鎮，與其兄同日封爵，為最終平定太平天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評說“曾國藩以湘軍領袖而居功首”，“其弟國荃，論功僅亞國藩”。

    後來，曾國荃先後擔任山西巡撫、湖北巡撫、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職。1890年卒於兩江總督任上。清政府聞信，追諡他為“忠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時至今日，都擺脫不了“老饕曾九帥”之罵名。

    一、天下第一功，換來天下第一謗

    老九初出茅廬，即告大捷，三戰而下吉安。爾後又接連攻下景德鎮，又以長圍久困之法攻下安徽省會安慶，繼而圍困太平軍老巢南京。這中間，他憑著五萬疲憊之師阻擋了太平軍六十餘萬援軍長達四十六天的反複攻殺，並且為了獨占打下南京這“天下第一功”，他連續拒絕曾國藩和朝廷派來的援軍，仍以長圍久困、掘地道入城的鐵桶戰法，曆時二年半之久於1864年攻克南京。

    南京城破，“天下第一功”固然是到手了。然而，老九卻並沒有享受到他應得的回報，不僅朝廷食言，沒有兌現鹹豐帝生前許下的“攻下南京者王”的諾言，隻給了老九一個威毅伯，更為沮喪的是，老九把太平天國的金庫都搬回湖南老家了的傳言瞬間滿天飛。

    清廷在嘉獎老九的同時，也在查究太平天國財產的去向，還專門派人來南京。

    因為，就在攻下南京的消息傳開之時，一股小道消息也隨之而傳開了。這消息便是天京（即南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南京城有一座太平軍的金庫。

    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亦曾對此深信不疑，因此在破城之前，也考慮到了如何處理“賊贓”的問題。曾國藩指示老九，“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

    但是萬萬沒想到，“克複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正如曾氏兄弟不敢相信眼前的現實一樣，朝廷對曾國藩所說的並無傳說中所謂的金庫一說也不相信。

    但是，對南京城的金銀財貨的下落，朝廷自始也沒有查出一個所以然來。此事最後是不了了之。官方雖然不追究了，民間對於這個問題倒沒有停止關注，曾氏兄弟陷入了扯不清的是非漩渦。

    民國８年（1919）７月由上海大東書局石印出版的《南亭筆記》中提出：

    曾忠襄為文正公介弟，攻金陵既破，搜遺敵，入天王府。見殿上懸圓燈四，大於五石瓠。黑柱內撐如兒臂，而以紅紗飾其外。某提督在旁詫曰：“此元時寶物也！”蓋以風磨銅鼓鑄而成，後遂為忠襄所得……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蓋無論何處，皆窖藏所在也。除報效若幹外，其餘悉輦於家。

    忠襄既破南京，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忠襄配以背雲之類，改作朝珠，每出熠耀有光，奪人之目。忠襄病篤，忽發哮喘之症，醫者謂宜用珠粉。倉卒間，乃脫其一，碎而進之，聞者鹹稱可惜。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

    類似的記載還見諸於其他：

    至於曾國荃，時人估計其“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幹外，其餘悉輦於家”，以致“老饕之名遍天下”。曾國荃自領軍以來，“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歌，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此次攻下天京，獲贓尤巨。

    這些記載言之鑿鑿，一如親見。特別是《南亭筆記》，由於它的作者正是《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場而聞名，更是彰顯了這一傳說的影響。一時間，曾老九“老饕”的名聲便越傳越廣。

    老九萬萬沒有料到，這付出了血的代價貪到的“天下第一功”換來的卻是“天下第一謗”。以至於《清史稿》都說：“國荃功高多謗。”

    功高者多謗，這本來就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常見的現象。

    但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老九這一“謗”由來可真可假？

    1852年南京被太平軍攻占後，被困在城內的張繼庚混入太平軍內部，潛伏了幾個月時間。他寫信給江南大營統帥向榮報告過“聖庫”的情況。在第一封信，張繼庚說，太平軍剛剛占領南京時，運了大批的銀兩藏在聖庫，一共有一千八百餘萬兩，幾個月後，就隻有八百多萬兩了。可見聖庫消耗揮霍之速。因此張繼庚催促向榮趕緊攻下南京。在另一封信他說道：前九月時，偽聖庫尚存八百餘萬，現隻存百萬不足。這說明聖庫在鹹豐六年的天京事變前，即已嚴重匱乏。

    在太平天國後期，聖庫更是名存實亡。“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亦即聖庫已由“公帑”變成了“私藏”，且由洪秀全的嫡係掌管，而洪派以下人眾，亦紛紛效法，於“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中，僅向“聖庫”繳納穀物牛羊等食物，而將銀錢衣物等據為己有。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後供稱：天京事變後，“國庫無存銀米”，他隻好拿出自家的糧食救濟難民，部隊沒有給養，他隻好又變賣家中女眷的首飾。同治二年蘇州告急，李秀成欲離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餉銀十萬”。所謂南京城內的財寶可知一二。

    這，一方麵是緣於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諸王追求奢靡的享樂；一方麵是由於本來城內軍民日用消耗、武器糧餉、雇傭工資等，耗費錢財巨大，而南京在被清軍圍困多年，隻有出沒有進，眼看著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成了問題。

    以致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天京時，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概行要買米糧”。

    因此，所謂曾國荃“於此中獲資數千萬”很可能是一個想像之數。

    陳恭祿先生指出：“《南亭筆記》暴露他（即李伯元）的曆史知識極端貧乏”；馮爾康認為“其撰《南亭筆記》，帶有作小說的態度寫作，失實太多”，並將《南亭筆記》一書定為“史料失真的筆記的典型”。

    《曾國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進先生也指出，近百種晚清至民初的筆記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筆記均未發現有關曾國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國財物和金銀之事的記載，李伯元《南亭筆記》係記此事的第一家，但並未交代所聞的出處。其後徐淩霄、徐一士的記載與李的記載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處。

    與之相佐證的還有趙烈文所見。趙烈文是曾國藩身邊的一個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國藩對南京前線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發到金陵大營，專門為老九出謀劃策。攻陷天京前後的情況，趙烈文是見證者。

    這是晚清末年一個有見識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識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靜居日記》被史學家稱為信史。在他的日記中沒有關於老九貪財的記載，假如有，他是會毫不猶豫地記錄下來的，就如他如實記錄湘軍殺人一樣。

    與此同時，向來直爽痛快、不吝錢財的“九帥”戰後不僅沒有發財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達了經濟窘迫之狀。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給大哥寫信：“弟向未留剩活錢而用度日繁，亦漸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對老大表示：“住鄉應酬亦大，明春有權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飯轎錢。”

    克複天京後，曾國荃被朝廷賜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實際上是沒有俸祿的。老九不知，以為朝廷會另給獎金，他實在是指望著有一筆獎金就好。

    曾國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兒哭窮，不大可能是“作秀”：一來不合老九的性格；二來瞞不住也不必瞞哄家人。到了光緒年間，老九甚至還表達了“做官完賬”的急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