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托馬斯?斯當東。

    小托馬斯?斯當東（Sir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應該是英國最早的中國通。

    1792—1793年，其父老斯當東作為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的副使出使中國，小斯當東隨行；來華途中，小斯當東跟隨使團雇傭的華人翻譯學習中文，進步很快，隨後在使團謁見乾隆皇帝時用官話和乾隆皇帝直接交談，一舉成名。

    1798年他進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行服務，任文書，1804年出任貨物管理人，1808年任中文翻譯。1810年，《大清律例》由他翻譯在英國出版，這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譯為英文的書。

    1816年，升任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特派委員會主席（即中方所稱的東印度公司大班），同年，作為副使隨同阿美士德出使北京。

    1818年，參加選舉進入英國議會，此後長期擔任下院議員（1826年未得連任，1830年重新當選，1836年和1837年連續兩屆大選失利，1838年又通過補選重新進入議會，1852年退休。）在議會中，一直屬於以坎寧為領袖的政治派別，這一派別在1830年之前被稱為“自由派保守黨”，之後脫離保守黨與自由黨合並。

    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時刻，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製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此時全場肅靜，所有人都在傾聽他的講話。幾分鍾後，他給出了最後的結論：“盡管令人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隨即，大廳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珅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乾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乾隆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盡管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導致了中國形象的急劇惡化，但天真無邪的小斯當東卻對這個懷柔遠人的國家抱有善意，他津津樂道於乾隆皇帝對自己的接見，還與大學士鬆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於是在1800年，小斯當東決定重返中國。

    1800年，小斯當東被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聘為書記員，再次來到中國。

    1801年，老斯當東去世後，小斯當東承襲了父親的爵位。1814年，小斯當東當選為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管理機構——特選委員會的成員。

    1815年，他又被選為特選委員會主席，全麵負責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事宜。

    十幾年的中國經驗，給小斯當東深入了解中國社會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1811年，小斯當東與“好朋友”鬆筠在廣州再度碰麵。新任兩廣總督的鬆筠，為小斯當東深入了解中國官場打開了方便之門。

    勤奮的小斯當東注定會成為最了解中國的英國人。

    在華期間，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關中國曆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麵的資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費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

    就在這本著作問世的時候，小斯當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視角。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

    同時在1810年，他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大清律例評論》，直接批評馬戛爾尼對這個民族產生了更高的估計，而自己的父親卻猶豫不定，隻有巴羅的觀點準確而公正。

    中國經曆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

    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

    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劄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

    他與HenryThomasColebrook（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小斯當東還積極推動英國的漢學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和帝國學院聘請教授，開設漢學課，專門教授漢學課。他由此被譽為“英國漢學之父”。

    此時的小斯當東，對於中國已經從最開始的向往變成了精通，他期待著自己能有一個機會，去完成當年馬戛爾尼勳爵和父親沒有完成的使命。

    終於，在1816年，英國再次派出使節前往中國，這次的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勳爵，為了避免重蹈馬戛爾尼無功而返的覆轍，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國經驗的英國人作自己的副手。

    小斯當東當然是不二人選。

    在此時，中國也不再是康乾盛世的時代了，乾隆皇帝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個千瘡百孔的帝國給了嘉慶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