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戰爭是指13世紀後期元朝皇帝忽必烈（元世祖）對日本發動的兩次戰爭，高麗亦以元朝屬國的身份參戰。日本稱之為蒙古合戰、異國合戰、蒙古襲來等，又以兩次戰爭的紀年而分別稱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江戶時代以後開始稱為“元寇”（げんこう）。

    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國建立以後，征伐四方，與日本隔海相望的高麗在13世紀中葉基本被蒙古征服。隨後，蒙古（1271年建國號“大元”）以高麗為媒介，派了六批使節招諭日本，要求“通好”，日本鐮倉幕府均無回應，忽必烈便決定對日本用兵。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三年），忽敦、洪茶丘、劉複亨、金方慶所率的元麗聯軍四萬人出征日本，占領對馬、壹岐二島，登陸博多，遭到日本九州武士的頑強抵抗，由於準備不足及劉複亨中箭受傷等因素而很快撤退。

    公元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鐮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鐮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鐮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麵是因為幕府“為他們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於鐮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

    日本學者今穀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於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日本方麵已經違反了規則，那文永、弘安的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麵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畏兀兒，又作畏吾而、衛五、偉兀、委兀、外五、瑰古。中國西北古代民族名稱，為“回鶻”的蒙古語音的漢字音譯。此名稱的使用始於成吉思汗以後的蒙古汗國和元朝，明朝也繼續使用。主要指西州回鶻及其內遷的後裔。西州回鶻後來改稱為“畏兀兒”，也就是如今的維吾爾族。）。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後的一麵，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後，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麵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麵決心與日本周旋到底，繼續“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駐紮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麵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並命高麗再次修造戰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征發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麵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備的詔書。其原因並不在於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後，長驅而下直取江南，但戰事進展並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範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軍兵鋒直指南宋首都臨安。

    一路打來，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意誌，使忽必烈認為臨安絕不是那容易就打得下來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對日征伐，以滅亡南宋為要務。

    在忽必烈發動第一次東征日本戰爭的同時，南宋依然是它的軍事推進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從襄陽出發的伯顏足足率領戰船一萬艘戰船進入長江，與南宋水軍進行交鋒，而第一次東征日本之時忽必烈隻是派遣了九百艘高麗式戰船。

    當時其戰船的大小沒有現在戰船大小規模。不要覺得太過誇張，誤解。

    江南戰區的軍事進展卻比忽必烈預想的要順利。顯然，隨著襄陽、樊城、臨安等重鎮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經失去繼續抵抗的意誌。

    公元1276年2月5日，與中國北方政權對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宋政權基本落下帷幕南宋首都臨安城陷落，七歲的宋恭帝和謝太後在驚恐中向元朝投降。

    從海路逃離臨安的陳宜中、張世傑等人，又擁立皇太子為帝，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繼續抗元活動，並且他們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視的陸海軍力量。

    當中國大陸的戰事沒有結束之時，元朝無法調集充分的人力物力開辟大規模的第二戰場。而當南宋已經基本平定，元朝當然要回過頭來繼續進行遠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對於忽必烈來說，高麗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變故，可以認為是第二次東征日本前的一個小插曲。

    在那，有人密告高麗將軍金方慶私藏兵器戰艦，試圖攫取高麗政權，並起兵反元。甚至連高麗國王對忽必烈的忠誠度也被人猜疑。因證據不足，一時未作處理。

    第二年1月，與金方慶同朝為將又同樣被元世祖倚重的高麗大將洪荼丘接手了這個案子。他與金方慶素來不和，雙方矛盾的焦點在於權力的爭奪。他以酷刑逼迫金方慶招供，在冰天雪地金方慶“肌膚凍如潑墨”，但是金方慶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沒有招供。

    忽必烈沒有聽從洪荼丘的一麵之詞，將金方慶召回元大都，試圖將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處理，還給予高麗政府更多的自治權。這一年，他賜給高麗國王一枚“駙馬高麗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對金方慶沒有絲毫的懷疑，作為一個在馬背上出身又試圖以“漢法”治國的帝國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東西。臣屬的忠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取決於皇帝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