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開始推行「新政」，教育革新亦是其中重要一環。光緒末年，學部頒布《強迫教育章程》，明文規定7歲以上幼童必須入學讀書，否則就要「罪及父母」。

    此令一出，廣州城無數父母心生惶恐，以為既是「強迫教育」，官家一定會派出警察，將小兒捉拿到學堂去。大家成群，紛紛把孩子送進私塾，念不念書不要緊，先混個學籍再說。

    於是，清廷推行「強迫教育」的最初幾年，城內各家私塾倒是發了不少財。《民權畫報》的記者看不過眼，覺得官家信息不透明，才是亂象之根源，「愚夫婦誤解誤疑，情固可笑，然當道者亦應出示解釋，以善後事也」。

    由於時局紛亂，財政緊張，晚清年間推行的「強迫教育」更多地停留於紙麵之上，但它畢竟是近代義務教育的先聲，其後的數十年間，義務教育的推行亦是時斷時續，十分艱難，但廣東的知識精英從未放棄過開啟民智的努力，這一份誠意值得銘記。

    民間亂象「強迫教育」嚇壞了爹娘

    清朝末年，一份名為《強迫教育章程》的官方文件出爐了(以下簡稱《章程》)。這份由學部頒布的文件隻有10個條款，卻開了近代義務教育的先聲。

    按《章程》規定，全國各地必須廣設勸學所；各個省城須設蒙學100處，各府州縣設40處；孩子滿了7歲一定要入學，否則「罪及父母」；朝廷每過兩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責，查實後予以處罰；如有地方紳士捐資助學，也會給予獎勵。

    警察挨家挨戶上門調查

    朝廷詔令一下，地方官自然就忙亂起來了。在省城廣州，警察紛紛出動，挨家挨戶上門調查，統計適齡兒童數目，以作「強迫教育」之預備。「強迫教育」壓根就是個新事物，大家以前從來沒聽說過，官家也沒好好釋疑，隻是翻來覆去強調「幼童不入學，將罪及父母」。這下，家有小兒的父母心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戶上門是什意思，會不會把孩子鎖將起來，押進學堂去？左鄰右舍一商量，還是把孩子先送進私塾避一避的好。

    媒體批評政府信息不透明

    《民權畫報》報道的強迫教育之亂象。

    據當時的《民權畫報》報道，城內各處私塾人頭簇簇，家長們的首要目標就是為孩子掛個名，拿個學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憂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機提價，發筆小財。「強迫教育」本意在於減少文盲，惠及民眾，這樣一來，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擾民之舉。《民權畫報》覺得亂象根源在於官家解釋工作做得太差，信息不夠透明，於是大聲疾呼：「愚夫婦誤解誤疑，情固可笑，然當道者亦應出示解釋，以善後事也。」

    說實話，清王朝當時已日薄西山，推廣「強迫教育」隻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朝廷一開始放話，初等小學堂不收學費，但很快學部就變了卦，要求京城外的小學堂征收學費，地方士紳趁機攤派學捐。窮家小戶本就指著孩子幹活，沒多少父母有心送孩子讀書，哪還架得住各種攤派。隨著朝廷氣數已盡，《強迫教育章程》也就不了了之。

    不遺餘力：巧媳婦難為無米炊，陳獨秀勉力多籌錢

    1912年元月，教育總長蔡元培發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以下簡稱《通令》)。全國的學堂從此全改名叫學校，初等小學上4年，簡稱「初小」，這4年為義務教育階段(那時仍叫「強迫教育」)，免收學費，主要開設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等啟蒙課程。

    考慮到當時時局動蕩、戰亂頻仍的事實，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知識精英要想實現推行義務教育，開啟民智的宏願，實在過於理想主義了。以廣東為例，從1913年—1919年，全省每年的教育開支隻有三四十萬銀元

    清末曾經強推“義務教育” 而不得民心.

    ，整個業界「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哪有能力推行義務教育呢？直到1919年，據統計，全省在學兒童隻有近17萬人，隻占了適齡兒童總數的5。「5」這個數字，彰顯了知識精英豐滿的理想與民國初年文盲紮堆這一「骨感」現實之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