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曆史時間線上，趙綰、王臧二人所掀起的建元新政，無疑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

    先後長達三年的建元新政，也確曾一度讓長安朝堂內外上下煥然一新，迸發出些許朝氣。

    但在這個時間線，明顯是‘痛快’大於‘使用’，或者說是隻圖一時痛快，卻根本沒考慮到後果的建元新政，卻隨著天子勝如撥浪鼓般猛搖的腦袋，便好似秋風掃落葉般悄然退散。

    ——建元新政，被竇太皇太後、天子勝祖孫二人合力，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一同被扼殺的，還有趙綰、王臧這兩位‘儒家當代俊傑’的生命——或是生理生命，亦或是政治生命。

    順帶著，就連儒家這個命運多舛，又實在讓人生不出多少情感的學派，也被劉勝當著全天下人的麵彈了勾勾。

    不得不承認：憑借著僅有的一絲優越性——有教無類，儒家得以在如今的漢家學術界，占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劉勝曾大致估算過，截止先孝景皇帝劉啟六年，漢家三千餘萬人口當中，可以滿足‘能寫會讀’的要求，並且可以做一些記錄類工作的文化人，大約在六萬人左右。

    換而言之，如今的漢家，平均每五百個人當中，才能找出一個認字兒的知識分子，其餘四百九十九個，幾乎都是純文盲。

    對於這樣的狀況，作為後世人的劉勝當然感到震驚；

    調研過後，又深深為後世的義務教育感到憧憬、懷念，並對義務教育在如今這個時代的推行成本之高，而感到無比的絕望。

    劉勝算過一筆賬；

    如果按照後世新時代的標準，保證每一個適齡孩童，在七歲到十五歲期間進行義務教育，那長安朝堂要在每一個漢家孩童身上，花費近七千錢。

    甚至就連這七千錢，都還是已經考慮到書寫用紙、凋版印刷等技術成熟之後，可以將教材成本壓低的預算。

    如果不考慮這些，那別說義務教育了——連給孩子們啟蒙，劉勝都得動員全天下的官員手抄竹簡，抄上個三五十年。

    另外，適齡孩童因脫產接受教育，而對脆弱的小農家庭所造成的打擊，也同樣是劉勝不得不考慮到的因素。

    即便拋開其他一切因素，如社會影響、對農戶家庭的影響等不計，單就是那平均每人七千錢的教育經費，就能讓劉勝對這個時代的義務教育望而卻步。

    ——如今漢家民五百餘萬戶、三千多萬口！

    即便是按照‘每個家庭都隻有一個孩子’來計算：五百萬個孩子，每個孩子七千錢，這就是三百五十萬萬錢！

    什概念？

    漢家去年一整年的農稅折合成錢，也才二十五萬萬錢！

    每丁四十錢的口賦，也就十萬錢出頭！

    稅賦加在一起，漢家去年一整年的財政收入，總共也才三十五萬萬錢，剛好就是那‘三百五十萬萬’的十分之一。

    即便按照每個孩子每年八百錢來算，漢家一整年的財政收入，都不夠天下的孩子讀一年書。

    更何況這每年八百錢、九年總共七千錢，還是劉勝最最保守的估計，‘每戶人家隻有一個孩子’，更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通過另外一個參照，其實也能更直觀的判斷出在這個時代，三百五十萬萬錢大概是什概念。

    ——劉勝的祖父漢太宗孝文皇帝，以及劉勝的父親漢孝景皇帝二人在位期間，被後來的史家稱為：文景之治。

    在原本的曆史上，除了民生民計的大幅改善，文景之治最璀璨，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成果，便是這兩位皇帝先後接力、生吃借用，為漢家府庫積攢下了極為龐大的財富，以作為同匈奴決戰的軍費。

    那這筆錢，究竟有多少呢？

    前段時間，開封侯陶青‘病退’，少府劉舍被劉勝拜為丞相；

    既然是從少府直接升任丞相，而不是按照內史-禦史大夫-丞相這樣的默認路線一步一個腳印，劉舍做了丞相之後，為了讓朝野內外服氣，當然就難免要顯擺顯擺自己的政績。

    那劉舍的政績——其少府任上的政績，究竟是什呢？

    ——自太宗孝文皇帝元年，一直到先孝景皇帝九年，這長達三十三**當中，於少府內帑積攢下的二百三十萬萬錢，以及遍布天下各地官倉，根本數不清楚有多少的糧食儲備。

    在後世所留存的史料中，文景之治的少府內帑，是被史官這樣記載的。

    串錢的繩子都已經腐爛，銅錢散落一地，卻撿都撿不完，隻能胡亂的堆起一座錢山；

    糧倉的陳米發黑、腐爛，但還沒等有人發現，新米就又被送進了倉庫之中。

    直到倉庫裝不下糧食，倉吏才發現了那些已經存了幾十年的陳米；

    請奏朝堂，得到詔允，將腐爛的陳米都傾入河流之中，居然直接把河流都給截斷了······

    為了不截斷河流，就隻能一點一點倒入河中，一忙就是好幾個月·········

    明白了這些——明白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先後接力，所創下的‘文景之治’，也隻攢下了二百三十萬萬錢和足夠戰爭所用的糧食，就不難發現先前那‘三百五十萬萬錢’，究竟是個什概念了。

    ——整個文景之治積攢下來的財富，都不夠一代人接受九年義務教育！

    僅僅隻是一代人，卻也遠遠不夠······

    明白這一點，結論自也就水到渠成了：在封建時代搞義務教育，和在奴隸製時代搞蘑孤蛋，根本沒有什本質上的差別——都是在扯澹。

    於是，劉勝接受了現實。

    如今的漢家，三千多萬人口，卻隻有六萬多名勉強合格的知識分子；

    五百分之一的比例，劉勝很不願意承認，但也隻能接受這個現實。

    而儒家在如今漢室天下學術界，之所以會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原因，便同這六萬人息息相關。

    ——這六萬人當中，至少至少有三萬人，是實打實的儒生！

    所謂實打實，便是張口‘子曰’‘者也’的堅定擁護者。

    而在剩下的三萬人當中，除去一萬出頭的墨、法、黃老、縱橫、陰陽、等諸家的鐵杆，剩下的一萬多近兩萬人，也都對儒家‘不排斥’。

    換而言之，這一萬多人，理論上都屬於儒家可以嚐試招攬的人選；

    隻要有一位足夠出名、足夠有威望的大儒，說出某一句戳中他們姬點的道理，這些人就很可能會迅速成為孔丘的徒子徒孫。

    這，也正是劉勝對儒家百般嫌棄，卻也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

    因為在如今的漢家，儒家在學術界絕不止是‘占據半壁江山’，而是在人數上，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地位。

    或許在如今的長安朝堂看來，儒家有教無類，也不過是找了一堆農人子弟讀讀倉頡，啟啟蒙、認認字；

    但劉勝已經愈發敏銳的感覺到：儒家的勢力，已經從民間諸部侵入朝堂，並開始逐漸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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