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舉措

    政治

    創三長製

    太和十年（486年），北魏政府以三長製取代宗主督護製，采用鄰、、黨的鄉官組織，抑製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關於三長製的設立，《魏書》提到：“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衝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製而上之。”北魏政府與地方豪強的矛盾，究其根本是經濟上的矛盾，焦點是豪強所包藏的眾多人口。孝文帝定三長製，既是對地方行政製度的發展，更是國家同地方豪強爭奪戶口的一次變革。太和十年（486年）“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長，五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初立黨、、鄰三長，定民戶籍”。

    整頓吏治

    延興二年（472年），政以久任，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處罰，甚至降級。實行俸祿製之前，北魏律對貪汙罪分為“枉法”與“義贓”，胡三省注《資治通鑒》雲：“枉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為嚴懲貪汙，班祿之後孝文帝與文明太後親自辦理一件典型大案，即汝陰王南安王貪汙案。汝陰王、南安王“黷貨聚斂”，按懲貪法令應當處以死刑。但他們貴為皇親，身份特殊，故而孝文帝與文明太後召集大臣討論“為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文明太後並不支持大臣們提出的特赦建議。最終兩王免於死刑，“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受到比較重的處罰。

    頒俸祿製

    太和八年（484年），頒俸祿製，申明俸祿以外貪贓滿一匹絹布的處死。次年頒行的均田令中，又規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職高低給一定數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準買，離職時移交下任... ...官俸製頒行不久，孝文帝開始推行爵祿製。官、爵是統治階級兩大係統，與北魏官製相比，北魏的授爵更加寬鬆，戰亂時期多向部落貴族、軍功貴族授爵。當時爵位僅為一種榮譽，又稱為“假爵”，與經濟利益無關，因此有濫授現象。至孝文帝時，要為有爵者班俸，勢必清理這些虛封。

    俸祿製的推行，初衷是為了解決官吏的收入問題、打擊**，但在推行過程中並未實現這兩個目標。清廉的官員依舊生活清苦，地方官吏收入差距拉大，有爵者與無爵者不僅存在榮譽上的差別，還出現了收入上的差別。貪汙問題沒有得到根除，反而刺激一些巨貪出現，而鎮將的貪汙聚斂更是誘發了邊疆不安定因素。

    考課法

    孝文帝改革後，官吏來源的主渠道是門閥以及與門閥製度相應的選舉製度，這種選官方式必然造成一部分官員依靠門資占據官位卻缺乏相應的能力。考課製度是對任官製度的調整和補充，本意是通過考績監督官員的行政行為，並為官員升黜提出參考標準。北魏考課法分為外考法令與內考法令，外考法令是針對地方官的考課法令，內考法令或稱內令，是針對中央官的考課法令。

    史載：“孝文帝，勵精求理，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核，以為黜陟。”內考令的對象是內官“通班以上。孝文帝改革之後，考課製度不可避免地與選舉製度相銜接，但在實施中也保留了任人取賢的精神。與重視門第的選舉製度相比，北朝對官員的評估不是一味地隻看門第。孝文帝對官吏的考察十分重視，並且要求嚴格。三年一次考績，考察官員對通經的理解，多次考試之後才決定升降與否，以此來顯示官吏的能力水平。

    改革官製

    太和年間，孝文帝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太和十九年（495... ...年），孝文帝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前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遷都洛陽

    為了便於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孝文帝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中原地區。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行軍發生困難。於是決定遷都洛陽。

    重視門閥

    孝文帝改革後，北魏選舉重視門資，高門子弟以此入仕，占據相當數量的職位，他們的子弟又不斷以同樣的方式起家、升遷，逐漸造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與此同時，軍功貴族和寒門出身的官吏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果考課法正常運作，官吏各有升遷與淘汰，那官僚集團內部尚可以健康循環。但如上文所提到的，考課法的實施逐漸流於形式，官吏無論才能如何大多被評定為不升不降的等級。官僚集團失去活動力，漸漸膨脹，到北魏後期出現官少人多的現象。

    經濟

    頒行均田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頒布了均田令，對不同性別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詳盡的受田規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別。露田種植穀物，不得買賣，七十歲時交還國家。桑田種植桑、榆、棗樹，不須交還國家，可以出賣多餘的部分，買進不足的部分。還規定授土地時對老少殘疾鰥寡都給予適當的照顧。

    變革稅製

    ... ...延興五年（475年），為改變過去州、郡、縣爭收租調的混亂局麵，北魏政府確定隻能由縣一級征收，征收時禁止使用大鬥、長尺、重秤。

    改革租製

    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對租調製度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新租調規定以一夫一婦為征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十五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頭的租調，分別相當於一夫一婦的數量。

    軍事

    平定叛亂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嶽，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給了他可乘之機，遂與左右合謀，秘密選取宮中禦馬三千匹，陰謀出奔平城，並親手殺死高道悅於宮禁之中。事發後，領軍元儼派兵嚴密防遏各宮門，阻止了事態的發展。孝文帝聞訊大驚，中途急急折返洛陽，怒不可遏，列舉其罪，親加杖責。後議廢太子恂，並逼令元恂自盡，時年十五歲。

    元恂被廢的當月，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睿相互合謀，暗中勾結鎮北大將軍元思譽、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及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陰謀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首領，起兵叛亂。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經雁門往北直趨平城（州治所）。先派遣侍禦史李煥單騎入城，出其不意，曉諭穆泰的同黨，向他們說明利害，叛黨頃刻瓦解。穆泰見無計可施，倉促率麾下數百人攻打李煥，失敗之後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將穆泰同黨全部平定，將陸睿等百餘人下獄；並將平叛始末寫成奏章上報朝廷。

    南伐蕭齊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征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卒二十萬，準備大舉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趨襄陽，彭城... ...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兵至赭陽，留諸將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襲宛城，當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眾堅守，魏軍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鹹陽王元禧等人攻南陽，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齊新野太守劉思忌的頑強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齊明帝急派大將崔慧景率步騎二萬餘人增援襄陽。十一月，南齊韓秀芳等十五將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勝利。戰爭相持到第二年（499年）三月，北魏終於攻占了雍州的南陽、新野、南鄉等郡，劉思忌被殺，房伯玉被迫出降。繼而大敗崔慧景、蕭衍於鄧城，斬首、俘獲二萬餘人。孝文帝乘勝率眾十萬圍攻樊城，齊雍州刺史曹虎閉門自守。但渦陽一戰，魏軍失敗，一萬多人被殺，三千多人被俘，軍資器械財物損失上千萬。北魏急調步騎十餘萬往援渦陽，才迫使齊軍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齊明帝死訊，乃下詔稱說“禮不伐喪”，引兵而還。歸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見侍臣，經過急救，方才轉危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離洛陽禦駕親征，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於穀塘原之行宮。南征之事中途作罷。

    外交

    對南齊

    在南齊永明之後，南北對抗的均勢被打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已處於積極進攻的主導地位。其實，往前追溯，自劉宋元嘉年間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泰始年間北魏攻占青齊，南朝不斷遭受巨大的軍事壓迫。在此基礎上，孝文帝繼位之後，便不斷加強對南朝的軍事攻勢，而且表現出日益強烈的統一江南的願望，其決然遷都洛陽等重大舉措則是統一戰略的一個環節。當然，對於孝文帝之南征及其統一戰略，朝臣之中多有分歧，甚至出現激烈的爭議。

    在新的南進戰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齊... ...易代之機興兵淮北。魏孝文帝在主政之前，對於征服江南，統一全國。由於受到馮太後的影響，似乎已有成策。其親政後，進一步明確相關南征戰略，並不斷親率大軍，發動對南齊的軍事攻勢，表現出強烈的統一江南的願望。正是在這一願望的驅使下，孝文帝親政後不斷謀劃對南朝的戰爭，並決意將都城遷移至洛陽。

    對高句麗

    至北魏踐祚，秉承華夏之主的繼承地位，其對周邊部族、勢力集團的封晃直接繼承了既往王朝的傳統。北魏顯現拉攏他們“天下一家”的姿態，試圖保持國際影響力，將原有的國際體係繼續維持下去。對高句麗的冊封就是明顯的例證。實際上，這是“羈縻”政策在特殊形勢下的變化。取得華夏正統名分最大益處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統治者減少在其擴張中遇到的阻力，而在與實力層麵相同的對手競爭中贏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

    孝文帝太和年間，魏麗關係基本理順。從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493年）十月遷都洛陽，期間**之久，雙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來。北魏力主與東夷諸部建立和平關係，保證東部地帶的平穩；高句麗在時任國王高鏈主持下也朝著與魏交好的方向推進雙方關係，致使此時期雙邊關係一直保持了較為和平穩定的態勢。期間，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麗王高鏈逝世，而業已親政北魏的孝文帝特為高鏈舉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禮。

    文化

    移風易俗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督使鮮卑族禁著胡服，改穿漢人服裝；朝廷上禁鮮卑語，改說漢話；規定鮮卑貴族在洛陽死後，不得歸葬平城，並改他們的籍貫為河南洛陽，改鮮卑姓為漢姓；鮮卑貴族門閥化，提倡他們與漢族高門通婚等。

    洛陽聚集著大量的鮮卑貴族，孝文帝為了推廣漢文化，不惜... ...以徹底清除本民族文化為代價，禁止這些鮮卑貴族延續本民族語言、傳統、風俗。但孝文帝推行漢化之後不久，在洛陽發現仍有婦女穿民族服裝。

    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後，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漢文化在洛陽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作為首都，洛陽集中了全國的文化精英。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的緣故。除鮮卑文化、漢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陽大行其道，使得洛陽文化呈現出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的特征。

    在佛教信仰在洛陽大行其道，與孝文帝大力引入禮教改革北魏風俗文化相結合，形成北魏佛教信仰的一個特征，即儒家思想與宗教觀念的融合。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如顏之推，在談到佛教時充分肯定其宗教義理和社會功能，對批判佛教的言論給以多方麵駁斥。呂思勉論說南北朝宗教信仰時，曾提到：“中國人之於佛，流俗雖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識者，固多能知其教義。既能知其教義，自知其理與儒、道無二，而建寺、造像等，徒為煩費矣。”

    人物評價

    總評

    孝文帝一生勤學，喜好讀書，手不釋卷。性又聰慧，精通五經，博涉史傳。善談《莊子》、《老子》，尤其通曉佛教義理。輿車之中，戎馬之上，都不忘講經論道。博學多才，擅長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占，侍臣筆錄，不改一字，辭旨可觀。自太和十年以後，詔令、策書皆親手擬寫；至於議定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也都親自下筆。其他文章，不下百餘篇。愛惜人才，親賢任能，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見知，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顯達；對朝廷的賢明之臣，有才能者常與其結為布衣之交。他對元勰、元澄、李衝、李彪、穆亮、王肅、高閭、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們成為孝文帝漢... ...化的堅定支持者，在製禮作樂、改革舊俗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遂為太和之名臣。

    親政以後，日理萬機，不辭辛勞，勤於為政。操勞於朝堂之中，奔波於疆場之上，十幾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廟，常必躬臨，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審閱；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他常說：“人君怕的是不能處心公平，推誠待人。能做到這兩點，則胡、越之人都可以變得如親兄弟。”虛心訥諫，從善如流。他常對史官說：“直書時事，無隱國惡。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寫，將何以有所畏懼。”一直倡導和鼓勵大家直言進諫，強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對敢於批評進諫的官吏禮遇有加。如大臣李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麵折高祖，高祖常加優禮。”而用法嚴謹，雖王公、貴戚、大臣也從不寬貸；然不計小過，寬以待人。左右進食，曾於食中得蟲，又進湯誤傷帝手，都是一笑了之。愛惜民力，生活儉樸。每次外出巡遊及用兵，有關官吏奏請修築道路，孝文帝說：“粗修橋梁，能通車馬就行了，不要除草、鏟得過平。”在淮南行軍，如在境內，禁止士卒踏傷粟稻，有時砍伐百姓樹木以供軍用，也要留下絹布償還。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舊了，洗補以後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僅鐵木而已。

    曆代評價

    《魏書》評價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經世，鹹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遊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跡，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禦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 ...民鹹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諡也！”

    時人又稱高祖孝文皇帝“追悅淹中，遊心稷下”。

    北魏宣武帝時期裴延評價：“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

    隋朝王通評價孝文帝：“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又雲：“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唐代名臣虞世南在《論略》評價孝文帝：“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群，遷都山解辮發而襲冕旒，祛氈裘而被龍袞，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比夫武靈胡服，不亦優乎！然經國之道有餘，防閑之禮不足，臣主俱失，斯風遂遠。若其威儀技藝，魯莊公之匹也，虧損盛德，籲可惜哉！”

    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評價孝文帝說：“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子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北宋歐陽修評價孝文帝：“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製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

    南宋儒者葉適評價孝文帝：“用夏變夷者，聖人之道也。”又認為：“孝文誌切有為。”“有舜，文王之姿。”

    ... ...一代大儒真德秀評價孝文帝：“元魏孝文號為賢主。”

    明朝著名學者解縉評價孝文帝：“有宋則及於漢而過唐……遼惟聖宗，道宗二主曆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曆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徑庭也。然則宋之為宋，比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

    明代大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元魏孝文……凡二十九主。”

    清代大史學家趙翼：古今帝王以才學著者，曹魏父子、蕭梁父子為最，然皆生自中土，績學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歲即登帝位，此豈有師儒之訓，執經請業，如經生家所為，乃其聰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可見帝深於文學，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諱者，雖亦才人習氣，然聰睿固不可及已。其急於遷洛，欲變國俗，而習華風，蓋發於性靈而不自止也。

    軼事典故

    開導元澄

    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孝文帝在首都平城的明堂舉行了齋戒，召集群臣，將要占卜決定是否要出師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諶主持卜卦，他仔細觀察龜版上的紋線，確定屬於革卦。孝文帝一聽，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辭說：“u2018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u2019真是再吉利也沒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誰也不敢說話，唯有尚書、任城王拓跋澄說：“陛下繼承先皇遺業，統治中原，這次出兵征伐尚未歸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卻是商湯、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厲聲責問任城王澄，這場隆重的儀式就草草結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當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宮後立即召見，並說... ...“在明堂上怕人多嘴雜，壞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裝發怒，嚇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現在我們再認真討論一下革卦。”接著屏退左右，將自己的計劃和盤托出：“這次的行動實在很難，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實施文治的地方，要在這移風易俗，是毫無辦法的，我想乘機遷都中原，你以為如何？”拓跋澄這才恍然大悟。十天後，孝文帝在他嫡祖母馮太後的永固陵前舉行了告別儀式，就從平城出發，率領三十萬大軍浩蕩南下。

    賜死太子

    孝文帝的第一位皇太子元恂，出生於曆經改革時期的背景下，在馮太後權傾朝野的十五年，對元恂十分的溺愛。元恂自幼因馮太後的溺愛，養成囂張跋扈，目中無人，厭煩學習與教習的性格。再加上孝文帝監管時期，對元恂極為嚴格要求，但開導不足，這一反差讓元恂一度產生了逆反心理。孝文帝對他已經略感失望，父子關係有些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