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楊明一直無奈地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一方麵，作為市委直接領導的幹部，他必須時刻和市委保持一致，聽從市委的領導，接受市委的安排，兢兢業業地完成市委交辦的各項任務。另一方麵，作為省紀委的直管幹部，又有著嚴格的紀律和特別的使命，一旦接受了某項特殊任務，就必須在保密狀態下秘密工作和行動，這就要求自己經常要明麵上裝樣，暗地行動，一套，做兩套，過一種類似地下工作者的偽裝生活。

    這段時間，楊明就處於這種雙重生活之中。自從在黃金部隊辦事處因為張曙光的意外到訪而使審訊周成林失敗後，這一突發事件反倒更加堅定了楊明徹底偵破二橋漏案的決心。和許多優秀的紀委書記一樣，楊明也有著敏銳而堅定的職業素質。他和當擔任主審官的劉川生一樣，在張曙光不顧他的阻攔堅持闖進審鞏室的那一瞬間，他們都敏銳地發現了這位市長與被審問者之間的那種血肉相連的特殊關係。正是從那一刻起，他和劉川生就堅定了一定要追查張曙光、將辦案進行到底的決心。

    不過，立下破案決心是一回事，要把破案決心化為行之有效的破案方案又是另一回事。很多案件的偵緝過程，常常演變為一種智力考試：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誰，可偏偏就拿不住對方犯罪的確鑿證據，使你不得不反複質疑自己的水平和智商。楊明和劉川生對張曙光案的偵緝過程也是如此。開始，他們依然把破案的突破口，選擇到了二人進行秘密聯係的兩部手機上。他們首先通過暗查，企圖截獲兩部手機往來的短信文字和語音留言，從中鎖定二人之間的文字與聲音證據，以便確定張曙光和周成林的共同犯罪事實。然而，從頭至尾地排查下來，這兩部手機之間，卻沒有一條文字短信和一條語音留言，而隻有不到二十個的通話記錄。由於始終沒有找到兩部手機的號碼芯片，他們之間的通話內容，當然也不可能通過音頻記憶技術來加以恢複與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