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那年，我中專畢業，被分配到湘南一個偏遠的礦山。
那個礦山出產銅鉛鋅三種有色金屬，被當地人簡稱為銅礦。它坐落在環抱的群山之中，距離最近的小鎮也有十餘，靠著一條簡易的、也是唯一的石子公路與外麵的世界連接著。
跟我一同分配到礦山的，還有六個大中專畢業生。剛來時大家一起在招待所住了大半年。因為這共同的際遇，大家情同手足，平時也以兄弟相稱。我們都從大城市來，都曾想以夢為馬不負韶華，但在那個包分配的時代，我們的夢想就被這個鳥不拉屎的礦山給終結了。
所以剛到礦山時，我們沒有幾個人不心情沉重、眼神灰暗，覺得前程一片渺茫。
我們當中唯一的一個本科生叫袁曉飛，畢業於某礦冶學院，我們叫他阿飛，後來又給他取了個綽號“土匪”，大概是因為他長相比較粗獷的緣故。剛去礦山的那一年，估計他已經有二十三四歲年紀了。所以當我還是懵懵懂懂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男人了，體格健壯，精力充沛，正是荷爾蒙分泌旺盛的時候。
礦山的生活很單調。業餘時間也沒有什娛樂活動。我們這群礦山的新新人類經常在晚飯後成群結隊在那條主幹道上來來回回地“壓馬路”，成了礦山的一道風景。經常有年輕女子站在屋角偷偷地看我們。
那年頭大中專畢業生都屬於幹部待遇，還是比較稀有的。所以我們這群血氣方剛的男青年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礦山適齡女青年的首選擇偶對象。
阿飛在選礦車間上班。選礦車間簡稱選廠，在最北邊的一個山穀。從生活區去選廠大約有三多路，是一段長長的下坡路。我則在機電車間，在另一個山頂。有時候上班無事，我就從機電車間騎車去選廠找他聊一會。
在經過第一年的煎熬之後，我們驛動的心終於安定了一些，開始接受現實，或者說，認命了。於是盤算著怎把在礦山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一點。
有一次跟阿飛聊天，隻聽他悠悠地說道：“這的生活也不是過不下去，其他人都能過下去，我們為什過不下去？生活安定，工作也不算苦，每月都有工資，總還是比在農村強的。”我們都出身農村，雖然在城市上過學，但是到這礦山上班，不用風吹日曬，都知道比在農村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在地刨食還是要強十倍的。何況這礦山有兩三千人，自成一個小社會，又好歹是省屬單位，在當地也頗有地位。
我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但也沒進一步發表意見。
後來我才知道，阿飛說這句話應該與另一件事有關聯。那就是不久前，他們選廠新進了一批女孩子，都是礦的子弟，是從技校畢業回來工作的。鄭娟就是那批女孩子中的一個。
按慣例，這批女孩子都得有師傅來帶。在選廠，阿飛是學曆最高的員工，車間就把鄭娟分配給他當了女徒弟。
與這個女弟子相處的時日一長，阿飛那幹枯的心田就慢慢地湧出了一汪活水。
我不大認識這些女孩子，但對鄭娟頗有印象。她長得不算漂亮，但性格恬靜，似乎骨子還有些許的高傲，給人的感覺不遠不近、若即若離。後來我們一幫兄弟總結，這樣的女孩子最容易俘獲少男的心，因為如果太隨和了，讓人感覺像哥們；太高冷了，又拒人於千之外，讓人望而卻步。讓人存了念想，覺得跳一跳就能夠著、但又不是很輕易地夠著，最是相宜。阿飛不知道從什時候起，就這樣墜入了對鄭娟的思慕之中。
當然，剛開始是興奮，他最討厭的夜班忽然就成了他最美妙的時光。因為有時候鄭娟也是夜班，他們在一個辦公室，辦公室三麵都有玻璃窗，外麵是隆隆的機器，徹夜轟鳴。他們值班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在玻璃房子看著外麵那些機器，定時出去檢查一下是否運轉正常，抄一抄表，監督一下幹活的工人，隨時接受他們的詢，或者處理緊急情況。
緊急情況當然不常有，工人對自己那簡單的活也是駕輕就熟，沒啥需要詢的。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在辦公室坐著，直到天明。
阿飛和鄭娟在一張碩大的辦公桌兩邊對坐。剛開始時，不知道說些啥，隻能沒話找話地說些工作上的事情，但很快就說完了。然後就問些各自在學校的事情。阿飛在這方麵有不少逸聞趣事，曾經眉飛色舞地跟我聊過，但我聽了幾次，也就覺得沒意思了。顯然，鄭娟也會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到後來，據阿飛說，他們沒什話可說了，就各自看報或看書，或者幹脆輪流趴辦公桌上打瞌睡。一般都是阿飛讓鄭娟打瞌睡，他則撐著值班。雖然他跟我說，他是師傅，應該讓徒弟多休息，但我知道他是憐香惜玉。
我逐漸感受到，在有了鄭娟這個女徒弟之後，阿飛的心情就好了起來，眼光柔和了起來，生活多彩了起來，仿佛黑白的照片上了色。我們一群兄弟經常拿這個事情打趣他，他隻是憨憨地笑著，也不說話。我們雖然取笑，但打心底還是替他高興的，希望他能夠有一個好的結局。
但好景不長。有一天，我們一幫人在其中一個兄弟的宿舍吃飯，阿飛一直陰鬱著臉，也不跟誰說話。吃完飯，就仰麵躺在床上，很突兀地來了一句：“人活著還不如死了的好！”
眾人笑著問他怎回事，他也不回答，大家又取笑了他一番，事情就過去了。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心情鬱鬱，一掃之前的大大咧咧，變得沉默寡言。我套問了幾次，他都不肯說，我就隻好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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