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白起立，說話間總會看向孔燕問：“我了解得不多，大家多指正。韓非，後世人尊稱其為‘韓非子’或‘韓子’，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被囚禁在秦國，寫出《說難》《孤憤》。”

    孔燕問給她補充，“說”在這讀shu，是遊說的意思；“難”讀nn，是指困難。所以“說難”即遊說的困難。韓非子認為，遊說的真正困難在於所要遊說的對象（即君主）的主觀好惡，指出為了遊說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對於宣傳遊說的種種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愛憎厚薄，三是斷不可觸犯人主的“逆鱗”。

    《孤憤》講，通曉統治策略的人，必然識見高遠、明察秋毫；能夠推行法治的人，必須堅決果斷、剛強正直；所謂重臣，就是無視法令而獨斷專行，破爾法律來為私家牟利，損害國家來便利自家，勢力能夠控製君主。

    懂得統治策略的人明察秋毫，他們的主張若被采納，自身若被任用，將會洞察重臣的陰謀詭計；能夠推行法治的人剛強正直，他們的主張若被采納，自身若被任用，將會矯正重臣的邪惡行為。因此，懂得策略和善用法治的人若被任用，那位尊權重之臣必定為法律準繩所不容。這樣說來，懂法依法的人與當權的重臣，是不可並存的仇敵。

    鄭別間最後講了《詩》三百篇。

    《詩》三百篇其實就是說《詩經》。它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先秦稱它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三百篇》。漢時它被尊為儒家經典，才被稱為《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標誌著我國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高峰。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

    這個時候秦若盈終於找到了機會：“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而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

    鄭別間告訴大家，以後他們六個之中若有人能加入文學創作者的行列，一定也要寫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為民服務的好作品。

    隨後，他又把剩餘幾句話解釋了一下，此書作者不確定，而且不是一個人，是很多人，大都是一些聖賢們抒發憤慨而寫作的。這些人都是因為感情有壓抑鬱結不解的地方，不能實現其理想，所以記述過去的事跡，讓將來的人了解他的誌向。

    孔燕問聽後，想起他曾發現的那本鄭別間的手稿:“就像左丘明沒有了視力，孫臏斷了雙腳，終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隱著書立說來抒發他們的怨憤，想到活下來從事著作來表現自己的思想……您也有沒能解決的怨憤之事吧，就讓我們來替您完成吧。”

    這“怨憤”之事，當時鄭別間沒有說下去，華緯他們也就沒深究。但是，正當大家回到俠探社，準備策劃刺殺“老板”的新計劃時，鄭別間卻來了。

    他不隻是來了，還把“怨憤之事”說給了俠探小隊聽：“當年，我與唐豔芙爭執，導致俠探隊分裂的故事你們應該已經知道了。可你們不知道的是，我們具體爭執了什。聽完這個，你們再決定，對‘老板’如何下手吧。”

    “您……知道我們的計……不對，您也知道現在的‘茹義’就是‘老板’！”華緯第一個反應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