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時,已經是大唐的人定時分，王宮廣場的歡迎宴會才結束。蕭琰率兩位副使向國王王後辭別，臨行時對國王說道：“明早琰可有幸,拜見大祭司長，請教修行？”

    她說“請教修行”,這就不是以使臣的身份,而是以修行者的身份，洞真境宗師拜見先天宗師,這很正常。

    國王微笑回答她：“大祭司長已經知道你的到來,說：蓋亞節後再見。”

    ……蓋亞節後？

    蕭琰有些疑惑,她並不知道大祭司長這是臨時改變的主意，隻是確定大祭司長一直在注視自己，既如此，為何要到大地節後再見？這其中有什深意？

    聯想到這位大祭司長的身份，蕭琰就覺得必須要多想,這句節後再見不可能是沒有意義。心中一邊忖著,一邊微笑應下，“如此,琰靜待節後。”

    國王又說道：“使團一路辛苦,明日上午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邀請蕭琰和兩位副使明日十一時於拉尼爾宮共進午餐，“隻是家宴。”國王微笑說道。

    蕭琰和兩位副使心領神會,均欣然一笑應下。

    大唐使團整齊列隊離開廣場時,很多公民還沒有離去,與王宮侍從一起將垃圾分類,整理案椅器具，清掃廣場，安靜又有序。

    蕭琰問送行的王太子：“這是交待的？”王太子說道：“這是王宮宴會，清掃是王宮侍從的職責，王宮宴事廳無權吩咐其他公民從事。留下的公民是自願的，或是王宮附近大街的，或者明日不必早起的。《克特法典》規定王宮廣場屬於全體公民，所以維護廣場的整潔，公民都認為是自己分內事。”

    是自己的東西當然愛護。

    使團官員心想道。

    但所有者多了，不是自己一家的，也未必會愛護。

    帝都長安的街道也是便利全長安百姓，但在上元夜這類全國狂歡節之後，也未見多少百姓自動留下來清掃街道。

    王宮廣場跟長安街道也是一樣的屬於很多人，但兩國百姓為何有這樣的差異？難道大唐帝都的百姓還比不得一個小王國的百姓？

    使團官員心都在思量，一些聰明人已經若有所得，但跟著微微皺眉心搖頭，想來又遇到了難點。

    馬廄就在廣場下，使團齊齊上馬，隨王太子為首的迎使團前往迎使會館。一路上，都能看到離去的公民手中都提著不同漆色、形製一樣的垃圾桶，經過街道垃圾箱時就按漆色置入，垃圾箱內外都很幹淨，垃圾桶擱放整齊，沒有隨手亂扔的。又看到街道上都有人在打掃，隻有少數人穿著清掃工的衣服，多數都是踏歌結束的公民，見到使團行來紛紛停下，熱情揮手打招呼。

    使團成員都露出微笑點頭回應。

    有人驚訝問：“這也是自發的？”

    出使過克特的成員都習以為常的點頭，“每逢節日、集會都是這樣。”

    眾人都流露出驚訝讚歎之色，這太難得了。

    克特迎使團的官員說：克特人從小就接受這樣的公民教育，已經成為習慣了。

    左副使王叔文感歎道：“正是習慣才更難得。”

    當一種行為成為人的習慣，就如同唐人吃飯習慣用箸一樣，不覺得這是規則，也不需要道德法律去約束，自然而然。這就是治國最高追求的“垂拱而治”了，不治而治。王叔文心感慨，讚道：“貴國的公民教育很有成效。”

    王太子回應道：“大唐的士民教育和國民教育也很不錯。”

    王太子說的不是客套話。

    他還是王子時也和父親一樣去大唐讀過書留過學，在長安的官學上了兩年，私學也上了兩年。官學又分甲等乙等，甲等實施“士民教育”，乙等實施“國民教育”，能考進甲等官學的都是優秀學子，而從甲等官學合格畢業的學子，無論是做官或做技術研究或做學問或做其他行業，都是這個帝國的精英階層。按阿瑞斯托勒的理解，這就是大唐的精英教育，比國民教育這種普通教育學的內容更廣、更深，當然要求也更高。

    阿瑞斯托勒也曾在孔子學府和墨子學府這兩座大唐有名的私學各上了一學年。大唐的私學和官學一樣，最低必須實施國民教育，而有條件的私學都會申請士民教育的資格，按學生的資質分班，優秀學生施以士民教育，普通學生施以國民教育。

    阿瑞斯托勒在大唐學習四年，對這個帝國的教育有相當的見解，他認為大唐的士民教育是培育帝國各行業的棟梁和引領人才；而國民教育出來的優秀學子將是這個帝國的中間力量；接受國民教育出來的普通學子則是這個帝國龐大的基層力量，他們具備基本的國民素質，從小培養對帝國的忠誠、榮耀和責任，擁有知識和改變命運的進取心，比起沒有接受國民教育的民眾，他們更會學習思考，更有創造力。如果有上千萬這樣的國民，阿瑞斯托勒認為，大唐帝國厚積薄發的爆發力必定是舉世駭然的。

    但他又認為，大唐帝國的國民教育和他們克特的公民教育相比，還是差了一些，唯有針對精英的士民教育可堪相比，但克特的公民教育是麵向王國的全體公民，而不是少數人的精英教育，從這方麵來說，大唐的士民教育又比不上公民教育。王太子內心中對於克特持續一千六百年的公民教育相當驕傲。

    王叔文笑說道：“兩國教育，各有千秋。”他心也在比較，

    王叔文曾經做過文教司的郎官，對大唐的兩種教育比使團其他官員都更清楚，對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認為大唐的士民教育不需要和克特王國的公民教育做對比，帝國的精英教育不是一個王國的全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對象就不同，沒有了對比的基礎，比較起來就無太大意義。

    王叔文比較的，是大唐的國民教育。

    大唐的國民教育也是麵向大唐全體國民，這和克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礎，也就更有比較的意義。

    但大唐的全體國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國民詔》定義很清楚：

    “國民，享有帝國庇護生存和發展之權利，同時承擔帝國興亡之責任……”

    也即是說，國民是帝國優先保障生存和發展權利的百姓，軍人、官吏、士人、學子、納稅的農工商戶和其他從業者，這些都是國民。而不在帝國免稅範圍內又沒有從事職業向帝國納稅的，就隻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國民。

    國民享有更多的權利，相應的，也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就必須進行統一規範的教育，不能由民間的塾館書院等亂教隨性而教或隻做“應科舉”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務不能幹實事的書蠹。

    這個“統一規範”就是禮部製定、政事堂審核頒布的《士民教育綱目》和《國民教育綱目》，所有官學私學都必須按照《綱目》規定的學級對應的科目課程進行教學，所有教材都是禮部統一編撰後由禮部、國子監、太學轄下的印書局印刷發行，確保教材的統一、準確和權威，不允許各書院各學派各經義大家教授自己詮釋的教本。

    這就是統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統一思想和大漢武皇帝廢百家獨尊儒術統一思想不同，《綱目》列的學科條目繁多，遠不止經史子集，包含了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內容，經史子集類的注解都必須是唯一的，《易經》隻能是官方注解的易經，《論語》隻能是官方注解的論語，諸如此類等等，其他注解版的經史子集都會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閱讀，但不允許在學堂教學，科舉也不會采納這些“野本”的注解。而不列入科舉參考，就不會有學子關注，除了學者做學問對比研究外，這些注本不需幾年就會消失於流通中，不論曾經多出名，都會成為一堆故紙。

    所以當年政事堂頒布《綱目》後，各家學派、各經義學家為了爭奪綱目教材的編撰可謂打破了頭，文史記曰“綱目爭鳴”，這是第二次百家爭鳴，但激烈程度、參與範圍之廣遠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次百家爭鳴……最終出來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蕪存菁，淘汰陳腐。

    各學派也在這次百家爭鳴中重新審視、詮釋自己的經義，更多回歸到經義創始人創建經義時的時代背景和當初目的，深深挖掘隱藏在文字之後的意義、內涵，更深入的“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章句為解，結合時代的變化，大唐的國情，帝國的需要。

    而經義革新又引發了大唐諸子百家對學派思想的審視，衝撞，融合，從高宗四十二年到世宗十五年，持續二十三年，以道儒法墨為首的諸子百家都有了大變化，強國富民，文明道德，繁榮安定，和諧大同，這是不同學派共同的理念。唯有教育才能傳承理念和思想，諸子百家響應世宗皇帝的《興學詔》，踴躍爭先投入興學中，或進入官學任教，或出資辦學，由此帶動了民間辦學的熱潮，各類夜塾學館技校都興起，國民教育全麵推開，這就是世宗時期的“國民教育大時代”。

    王叔文對國民教育充滿了感情，同樣，對創建國民教育的高宗和全麵推行國民教育的世宗也充滿了感情，他認為這是比科舉更偉大的創舉。沒有國民教育，就沒有大唐騰飛的根基，也沒有他們這些眾多平民子弟“鯉魚躍龍門”的機會。

    如果說科舉是為寒門子弟架了一座通天橋，那國民教育就是一個平台，它不是通天路，但它更廣闊，起|點也低得多，不需要平民子弟經過千軍萬馬的搏殺就能夠登上平台，獲得知識改變貧窮和愚昧延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