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產的經曆當中，其最為著名的兩件事情，就是其對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鑄造刑鼎。

    而在很大一方麵而言，鑄造刑鼎就是子產為其的經濟改革進行鋪路的重要舉措。

    此舉事實上也被商鞅所模仿，著名的曆史典故立木建信就是在這方麵的一個改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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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產是春秋後期鄭國著名政治家，當時鄭國內憂外患，國力日漸衰敗，處境非常危險。為了富國強兵，子產大力推行社會改革，處罰那些荒唐不法、奢侈浪費的人。很多大貴族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損害，他們對改革措施說三道四，甚至還編了歌謠咒罵子產：“硬逼我把上好的衣帽藏起來，還把我的田產左查又查！誰要去殺子產啊，我一定也參加！”麵對威脅，子產毫不退卻，他說：“隻要對國家有好處，我死也得做。推行善政，不能中途改變，我決心堅持到底。”

    為了使國家有法可依，子產主持製定了“刑書”。這套刑書起初寫在竹簡或木簡上，後來子產下令把全部文字鑄在一口鼎上，放在王宮門口，讓老百姓都能看到，這就是有名的“刑鼎”。

    法律應該公之於眾，這在今天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當時卻掀起軒然大波。晉國大夫叔向派人給子產送了封信，開頭就說：“開始我對您的執政抱著很大希望，現在完了！”然後說：“從前那些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輕重來判罪，不製定刑法。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會對上麵不恭敬，就會產生爭奪之心，拿著刑法作根據，一字一句都要爭個明白，觸犯法律的案件會更多，整個國家就很難治理啦！”

    叔向還說：“夏朝有違犯政令的人，就製定了《禹刑》；商朝有違犯政令的人，就製作了《湯刑》；周朝有違犯政令的人，就製定了《九刑》。這三種法律，都是在王朝統治的晚期才出現的。我聽說，國家將要滅亡，必然多訂法律。您現在輔佐鄭國，忙著製定刑法，還要鑄在鼎上，在您活著的時候，鄭國恐怕就要衰敗了吧！”

    子產回信說：“正如您信中說的那樣，我是個沒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孫後代那遙遠的事。我現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眼下已經混亂不堪的當代呀！”

    子產執政的第三個年頭，改革初見成效，百姓從中獲得實惠，鄭國又流傳著一歌謠：“我們有子弟啊，子產來教導；我們有田地啊，子產幫我們把產量提高；要是子產死了呀，有誰還能像他這樣好？”

    孔子的生活時代略晚於子產，他主張用德行、禮義治國，反對子產鑄刑鼎，卻肯定了子產改革的巨大成效，讚美他是給百姓帶來福祉的“仁人”。

    而有一種觀點認為，子產此舉，開啟了中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的氣勢減弱了，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2o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布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布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隻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怎能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人們就專注於法律，隻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追求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公布法律，實在要承受巨大壓力。

    但是從子產對鄭國的經濟改革的情況而言，公布法律取信於民有著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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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為鄭國相國之前，子產就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回避爭議，不壓製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製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采取的具體措施，一是厘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

    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征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幹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凶險的段子：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隻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