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張嘉師是因為出於地區治理的穩定性而不會在這個階段實行改土歸流，那官神一體納糧以及火耗歸公則是沒有這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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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帝國眼下的稅收製度很大程度上已經與爵位製度相掛鉤，張嘉師以部分軍工爵的等級來給予相應的免稅優惠，這也在某個意義上已經實行了官神一體納糧這個製度。隻不過這個實行的幅度是相對而言較小的，尤其是對於越高的軍功爵位的所有者，他們所繳納的稅收方麵的幅度就越少。

    而官神一體納糧的最大規模的描述是“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這個製度是雍正時期為了彌補清帝國當時的財政收入不足而選擇的一種經濟性手段。

    這個製度的前提是因為康熙執政四十餘年之後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稅收收入有限。

    而因固有的封建社會中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賦稅的製度，官員地主一類真正富有的人卻不需上交多少賦稅，不但使財政負擔落在窮苦百姓身上，而且國庫空虛，因此出台此政策優化稅收結構，使社會富有階級承擔更多的稅收責任。

    “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就是官員士紳和平頭百姓一樣，都要納稅，都要參加義務勞動。中國曆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錢糧納稅，還要當差，參加官府組織的築堤、治河、修路、運輸等“義務勞動”，即所謂“徭役”，這也是賦稅的一種補充。

    在雍正以前，曆代皇帝為籠絡讀書人，都實行讀書人和官員一樣不納稅、不當差的製度。凡是有功名的讀書人，哪怕隻是個秀才，都可以不納糧，不當差。曆來都有許多田主鑽製度的漏子，將土地投充給可免稅的士子以偷逃稅錢，使國家稅收大量流失。雍正四年，推行了“官紳一體當差納糧”製度。一向自視清高的官員士子們不但要掏腰包納稅，還要夾雜在滿身臭汗的農夫當中，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

    而這也成為了當時有可能是雍正時期開始加重文字獄情況的一個誘因。

    在很大的一個程度而言，官神一體納糧製度更多是雍正新政的一個改革範疇而已。

    雍正新政指雍正執政期間針對康熙年間的吏治和財政情況以及長時間的腐朽社會風氣和進行的鐵腕改革。改革包括行政製度、賦役製度及對農民的政策、改土歸流及對邊疆民族的政策等。

    其中政治方麵的改革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密折製度：

    奏折是官文書製度，是清朝皇權政治展的產物。它始出現於康熙年間，但在奏者範圍、傳遞方法、疏奏內容及朱批等方麵，都還沒有製度化，雍正帝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

    關於奏折的撰寫人，他明確規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和翰林科道各官，地方督撫提鎮及藩臬學政，中央派出的鹽政、關差、織造等，有的道員、知府、同知、副將等中級官員，由帝特許，亦可撰寫。這樣既明確了奏報人的職責，又擴大了它的範圍。

    為了保證奏折的內容不致泄漏，雍正帝定立了一套保密製度。撰寫人須親自書寫，一般不許他人代筆，寫就不得外傳，否則治罪。由宮中製作皮匣，配備鎖鑰，給具奏官員，專門用作儲藏和傳遞奏折。督撫以上大員的折子，派專人送到大內乾清門，交內奏事處，直達禦前，而不像題本交通政司轉呈。一般官員的折子，亦差專人送到雍正帝指定的親信大臣處，由他們代呈，代交人當然無權知道折子的內容。雍正帝閱畢，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回。

    在奏折的內容上，較之以前，更為豐富了，最重要的是他們利用它商討政務。雍正帝說：“本章所不能盡者，則奏折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於奏折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將拿不準的問題提出來，請皇帝裁奪；皇帝對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問題，可以詢問臣下，以增長見識，作出決斷。

    雍正朝的許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攤丁入畝政策，就是在雍正帝與黃炳、李維鈞等疆吏、中央九卿間通過奏折反複籌商而最後定下來的。奏折被用來討論政事、決定政策，就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這也是康熙朝所沒有的。

    自雍正帝把奏折製度化以後，地方官有機要事務都撰擬奏折，經過皇帝朱批，認可了，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這樣題本就成了官樣文章，價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官員上奏折的也越來越多，使它成為主要的官方文書。這一製度堅持到清末。

    第二個是設立軍機處：

    雍正五年，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與此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胤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軍機處的主要職責是，遵奉諭旨，寫成文字，並予轉。雍正帝每天召見軍機大臣，有時一天召見數次，像在西北用兵緊張之時，張廷玉“內直自朝至暮”，“間有待至一二鼓”，以備隨時應召。

    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軍機大臣根據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後，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給有關官員。

    軍機處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軍機大臣，不過是傳旨辦事，對製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時當過軍機章京的趙翼說，軍機大臣“隻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讚畫於其間”。這就是說，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它隻能忠實執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權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