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自己原本並不是一個有著學習天賦的人，但是出於穿越之後無法知道眼下的處境，在多次研究青玉靈書的過程當中，他卻知道很多事情。

    比如說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土地製度為何會逐漸演變成土地兼並越嚴重的問題。

    這一個關鍵就是一旦一個朝廷失去了對民間土地的控製權力，那必然會導致這些土地被有著更多財富或者是有著一定權勢的人所巧取豪奪。

    在這一方麵而言，秦帝國也許是因為其是一個新興帝國，其衰亡也十分迅，在土地兼並方麵並沒有出現太大的苗頭。

    但是在漢帝國，尤其是昭宣中興之後，漢帝國的土地問題就越嚴重，最終在某個意義上成功讓“周公”王莽奪取了漢室江山。

    ……

    土地兼並，是指土地愈來愈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農民則越來越多地喪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沒有土地。土地兼並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一個難以治愈的頑疾。大地主為了擁有更多的土地，采用各種卑劣手段，尤其是災年，地主巧取豪奪讓擁有土地的農民變賣自己的土地和房產淪為佃農。

    一種觀點認為，土地兼並往往在一個朝代的後期表現突出，它是封建經濟展的結果，是地主土地私有製和地主階級力量增強的表現。

    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造成土地兼並的根本原因。封建中央政權的軟弱是造成中國封建社會王朝末期土地兼並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當土地兼並嚴重時，兩種矛盾突出起來。一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國家同地主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展將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製兼並的措施，使兼並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二是直接導致農民戰爭的爆。

    曆代調整治理土地兼並的法令也不少，目的是限製土地兼並，確保自耕農利益，限製大地主利益，以維係封建統治，保證國家穩定的財政收入。

    在這一方麵較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實行的均田製，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正草擬的一條鞭法，清朝康熙年間的攤人丁入畝製度等。

    其中張嘉師較為認可的就是均田製。但是這並不是說王安石變法與一條鞭法並沒有可取之處。

    但是張嘉師並不知道的是在後世，對於土地兼並問題方麵有著一個觀點，那就是土地兼並問題事實上是被高估的：

    這個觀點的基調指出為古代土地兼並證據的，要是一些文人筆下的描寫，要是一些學者為了推行自己主張而作為論證提出的一些大致的描述，要是一些官員為了彈劾某些官員而作為證據的對這些官員兼並土地的數量描述。

    譬如，漢朝董仲舒在《限田》中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此後兩千年，大家都廣泛引用這句話，但很少有人認真地分析過中國農村的財富分配與所得分配。宋朝的劉克莊在奏劄中說:“至於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亙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則自開辟以來，未之有也。“

    6遊在《入蜀記》中披露，南宋初年刮起的兼並風，權臣秦檜占有的土地自不必說，僅在永豐圩的賜田就達96o頃。

    明末清初的顧炎武說：“吳民之中，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

    康熙二十八年，副都禦史許三禮彈劾刑部尚書徐乾學“買慕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就是說慕天顏、徐乾學先後擁有至少一萬頃田產。

    上述這些土地兼並的論述，大多不可信。文人撰文，多有誇張。譬如詩人所寫的：“白三千丈“。人的頭，三尺就很長了，怎可能有三千丈?

    但是，為了渲染，就不顧客觀實際誇大其詞。為了推行自己的學說，如董仲舒等人，誇大其詞在所難免。

    董仲舒說的“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文人的泛泛而談，根本不是科學的表述，他應該指出某地富者占田多少貧者占田多少，告知土地兼並的具體數據。

    至於為了打擊對手而無中生有的栽贓，這是傳統官僚最為擅長的手段之一。譬如，清朝的許三禮說慕天顏、徐乾學先後擁至少一萬頃田產，這根本就是信口雌黃。

    吳廷璆的統計指出，清朝具有千頃以上土地的僅有4戶，即和珅、百齡、陳朝玉、陳元龍。其中陳朝玉擁有的沙田，折合良田不一定上得了千頃;剩下的三戶都是官僚，他們的田產麵積是彈章所提供的，或是估計數字，其中虛數不少，不一定有那多田。能有千百頃土地的，在整個清代也是鳳毛麟角。

    但是對於這種說法，張嘉師就隻能表示。

    也許在清朝時期，土地兼並的頭領者的土地占有數量不少，但是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清朝用於供養旗人的土地事實上不在少數。

    清朝入關之前，由於“地土未廣，民力維艱”，滿族八旗除了“三丁抽一”、當兵打仗外，還要負擔極為繁重的名目眾多的差徭.清太宗皇太極曾對漢官說:“滿洲差徭之多，實逾爾等(漢官)三十餘項也.”旗人的負擔如此之重，生活之艱辛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