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劉陶的衣冠與目前為止所犧牲的士兵的靈位奉到英烈祠後，郭斌自然要發表一番講話。

    “秦失其鹿，英雄群起而逐之，而漢高祖獨得頭籌，至今四百餘年矣。”見就連前來觀禮的各家代表也聽得入神，郭斌很是滿意，繼續道：“四百餘年間，雖不乏王莽之輩竊據九重，天下紛亂後仍歸於一統。”

    “大漢王朝驅匈奴於漠北，逐百越於天南，天之驕子狼奔豕突，南越諸王抱頭鼠竄，奄有中原數百年之太平。天下萬姓同聲一呼，四方夷狄共來朝賀者，以曆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輩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你我皆為炎黃子孫，是華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稱漢人者也。”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曆來都有祖先崇拜的傳統，對於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業，亦會聽得熱血賁張。其實何止是這些漢朝人，郭斌又何嚐不是熱淚盈眶？

    因此這一番話，重新將現場氣氛點燃，下麵的關羽、張飛、陳到自是激動得熱淚盈眶，便是趙雲這極穩重的方麵大員和黃忠這年紀稍長之人，亦是抑製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而文臣之中，戲誌才收起了浪蕩不羈，徐庶與荀彧則是呼吸急促，緊緊捏著拳頭。武將對於建功立業、揚威異域的事情固然極是熱衷，文臣們感受到更多的卻是郭斌這一番話中展現出來的氣魄和野望。

    隻聽郭斌渾厚中正的聲音平和卻有力，回蕩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鮮卑族，今又有烏桓族。山東原有東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漢族。所謂漢人萬姓之興衰者，亦即華夏國族之興衰也。”眾人聽了，不覺紛紛點頭。

    “天子者，以天授之權護佑華夏國族者也；士民者，以聖人之教化育萬民百姓者也。然天道無親，世事無常。勾踐有臥薪之厄，耀夜有囊螢之光，豈獨我華夏一族乎？為百姓萬民伸張，替華夏國族正名，信大義於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雖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齊之高義，恐先賢遺誌難現於聖朝。及至延熹年間，黨事大起，天下紛攘。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元禮（即李膺）、張敦樸（即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毀家紓難、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今劉公陶所為，不令先賢專美於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損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毀其節，其劉公之謂歟？故，今立此英烈祠於陽翟，上則追慕先賢之遺誌，下則規勸後輩以奮勉也。”

    在東漢一朝，因黨人一直占據道德輿論的製高點，所以黨錮之禍一直飽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質疑。然而，人類總是傾向於趨利避害的，在黨錮之禍後期便出現了許多以隱居之名，沽名釣譽的小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價他們為“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因此，不得不說，兩次黨錮之禁敲斷了許多東漢士人的脊梁，“名”、“節”相離的頹廢氣象如今也逐漸顯露出來。

    因此，郭斌此時這一番行為，既是為了潁川郡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使大家有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也是為了借機整合整個潁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擴大自己的實力，使得潁川在即將來臨的亂世之中獲得生存的砝碼，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氣魄的願景在麵。當然，在長遠來看，激發民族意識，使天下人都具有身為華夏國族的自覺、驕傲與責任心，才能在即將到來的五胡亂華之中站穩腳跟，乃至徹底將這種可能性扼殺在搖籃。

    中國雖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形成了統一的龐大帝國，也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並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異，便是民眾效忠的對象不同。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成員效忠的對象乃有共同認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體製，其認同感的來源可以是傳統的曆史、文化、語言或新創的政體。而兩千年前中國所形成的尚處於初級階段的稚嫩的民族國家，其效忠的對象則是君主，亦即所謂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進者所提倡的“愛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礎上的。

    孟子所謂民貴君輕，不得不說已經有了建立民族國家的苗頭，可是囿於時代的限製，他的繼承者們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響。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思想，便不得不通過“天能幹預人事，預示災祥，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上天”這種蒙昧而帶有迷信色彩的說辭，通過上天來鞏固天子地位的同時，也通過上天來限製天子無限的權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雖然為國家大一統和天子獨攬大權的理論提供了依據，在某種程度上卻又限製了天子的無上權力，為普通士民百姓限製君權開了一個口子。

    可以說，董仲舒這種深據“買一贈一”特點理論的提出，既為漢武帝時期提高國家凝聚力，全力以赴進行對外戰爭，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針提供了堅強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為漢朝的一門顯學，更為東漢朝士人團體反對外戚、宦官專權的鬥爭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