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今日郭斌帶著戲誌才與荀彧二人踏入研究室，司馬徽便曉得他又要有大動作了。

    戲誌才是最早便追隨郭斌的謀士，可以說見證了郭斌一步一步從一文不名的窮小子變為如今叱吒風雲的官場紅人的全過程，也是郭斌最為看重的左膀右臂。而荀彧，拜入郭斌幕中雖不是最早的，較之徐庶甚至都要晚了許久，卻也極得郭斌的敬重。

    荀彧為人正直，卻又絕非不明世事、初出茅廬的愣頭青，穎陰荀氏一族嫡子的身份使得他非但接受了這個時代最頂尖的教育培養，具有極高的智商，同時大家族中生活的經曆也使得他看慣了人情世故。再加上荀家豪門巨富，荀彧學問做得又好，因此在家族中地位極高，斷不必為了吃穿費力費心，再加上自幼所接受的教育，更是使得他於金錢上看得極淡。所謂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荀彧的高傲是刻在骨子的，尋常人等豈能入得他的眼中？

    當然，荀彧所謂的高傲，並從未曾表現在臉上或是行動中，與戲誌才的平易近人、放浪不羈完全不同。他與人交談雖從來都是和顏悅色，也從不見如何疾言厲色地訓斥下屬，可大家卻大都怕他怕得不行，便是張飛這個粗坯，在荀彧麵前也從來都是恭恭敬敬，循規蹈矩，連說話都會斯文許多。郭斌手下各色人等的檔案、資料，全都掌握在荀彧手中，他的作用便相當於後世所謂的組織部長，可謂位高權重。

    戲誌才和荀彧，與徐庶一同被稱為郭斌手下三大文臣，都是日理萬機的重臣。這幾個人每天都忙得不行不行的，如今郭斌竟帶著其中兩位一同前來，司馬徽又豈會想不到又要有大動作了？當下他哼了一聲，道：“這些學子所學有限，當還是以學業為重，若是都將他們一股腦兒地塞到官場上，怕是要耽誤了學業。”

    對於郭斌這個弟子，司馬徽自然是極喜愛的，可是有一點卻頗為腹誹。為了加強對治下的掌控力度，郭斌常常會將正在就學的優秀學子挑選出來任為吏員或從事，這誠然使得整個陽翟縣被郭斌牢牢掌控，在司馬徽看來卻也耽誤了他們的學業。隻是儒家素來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從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躍成為吃公家飯的吏員，對於出身貧室寒門的普通學子來說，那是無異於鯉魚躍龍門的大出息，司馬徽卻也不便攔著。不過雖是如此，卻總免不了對郭斌這一急功近利的做法頗有微詞。

    郭斌道：“先生所言甚是。不過，此次斌所想，是要將他們派遣下去，支援各縣的教育事業。”

    司馬徽聽了，雙目一亮，道：“哦？怎個支援法？”

    與大多數為人師者一樣，對於傳播學問，司馬徽有著一種莫名的執著和熱情。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儒家從來便是對傳播自己的學說有著極高熱情的，孔子的思想中，教育思想便是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如今既然聽說郭斌要支援各縣教育事業，司馬徽自然極是上心。

    郭斌道：“所謂教學相長。我的想法是先生在陽翟縣學之中簡拔學問優異，德行高致之人，赴各縣教授新學。”

    司馬徽沉吟道：“潛陽的意思是，重開潁川郡中的學校庠序？”

    所謂“學校庠序”，指的是自郡以下地方的官學體係。漢代的教育製度，分為官學與私學，官學指的是官府創辦的學習場所，而私學則多是各地豪門大族自主創辦的族學。漢代的官學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種，地方的官學起於漢景帝末年，當時的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風易俗，推行教化，便先從郡吏中選派聰慧者十餘人到長安，就學於博士，這可謂最早的委托培養措施。數年後，這些人學成歸來。於是文翁在成都立學，招收屬縣子弟入學，學成者都給予重用，或推薦到朝廷作官，蜀郡從此學風大盛。

    相對來說，中央官學的出現則要晚了不少。

    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謂“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於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長安設太學。太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各有不同：除了學而無成白首空歸之人，太學畢業生們有的成為卿相，有的任官為吏，有的則收徒為師。當初漢武帝建立太學的根本目的，便在於提高吏治效能，加強中央集權。

    因此，太學自建立之初便成為廣大讀書人的進身之階，也是朝廷籠絡士人，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之一。有了利益的驅使，人們便有了進入太學深造的動力，這就形成了太學生規模日益擴大的趨勢。

    在太學初建時，隻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經博士分經教授，後來為了籠絡士人階層，太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昭帝時太學生增至100人，宣帝時達200人，元帝時1000人，成帝時3000人。到東漢質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學這種大學性質的學校，便是特殊性質的學校，比如“鴻都門學”、“四姓小侯學”等。

    鴻都門學創立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  (公元178年)二月，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產物，即宦官派為了培養擁護自己的知識分子而與士族勢力占據地盤的太學相抗衡的產物。又借漢靈帝酷愛辭、賦、書、畫的緣由，辦了這所新型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