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世紀》，至少在經濟發達國家的範圍內，是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形態，而不可能是計劃經濟、中央主導的經濟模式。此兩者是同義反複：經濟好的國家，不可能不是市場經濟，貧困的國家，原因也是因為市場經濟，總是被國家計劃損害。因此企業將是《未來紀》的主要的經濟組織，但是它與今的企業，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回溯企業的形成，它常常被誤解為中世紀封建的采邑，象馬克思指責企業剝削工人，就是誤把企業作采邑。對於既沒有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市場經濟觀念的人，又對中世紀采邑相當熟悉的人，象卡爾馬克思，得出這樣的誤解，情有可願。此兩者確有點相似之處：其一，它們都以私有財產的形式，歸屬於某些個人和家族世襲為權利；其二，它似乎都能夠為其持有人還來持續的收益；第三，它們都需要對國家負有某些義務，比如采邑領主的封建義務，企業要對國家納稅；第四，它們都有一些責任的職員為其服務。

    如果僅以此而論，企業的確就是采邑的變形。因此馬克思援引中世紀基督教對私有財產譴責，譴責“資本的采邑主”居然享有較工人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無視工人就業的來去自由，謂之“工人怕失業，不得不接受剝削”，因而提倡由國家收回資本的采邑，安排對工人和投資者的“再分配”；換言之，如果不是將私有財產的企業沒收國有，規範化為封建社會的采邑，就是完全由國家官僚支配，作為國家機關的一部分，以確保分配的公平。甚至於社會主義觀念仍然濃厚的國家，強製將企業分給企業員工，意義也是將此采邑，由封建於一人，變成封建於一群人。後者也是有的，象中世紀時代，得到行業壟斷權的行會。如果企業真的就是采邑的話，馬克思的理解，就沒有什錯誤。但事實上就不是！本質上不是，形式上同樣不是。

    最關鍵之處，封建采邑的成本責任，根本意義是君主所代表的國家，當采邑難免陷入成本困境時，就會要求，也隻能指望國家的補貼和救助，使其免於破產，從而有可能保留，繼續履行對君主責任的能力，——可以看到，這就是國企的情況，也國企的待遇，所以國企的確就是封建的采邑。因為采邑的如此屬笥，因此君主可以要求領主：”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問你自已國國家貢獻了什“。但是私有企業不是，企業的成本是投資者用自已的積蓄背負的，企業如果破產，隻能是自已關門，人員另謀出路，——馬克思將私人的積蓄譴責為“資本積累”，隻不過是封建的“私有財產都有罪”的同義反複，但不是這的關鍵要點；關鍵之處在於，如果企業是靠自已，而且終歸要破產，那國家的再分配甚至“封建之”有何意義呢？

    因此，企業不是采邑，將企業采邑化的國企，不是企業；前者具備自我的成本管理的機能，遲早都要承擔破產的命運；後者就是采邑，由國家耗費納稅人的資產，安排它的生死，兩者性質截然不同。這是經濟法學的原理可以得出的定論。兩者在在勞動者的選擇表現上也完全不同。封建采邑的屬民沒有可選擇性，中國古代稱為編戶齊營，後來為誤解為“戶籍製度”，又被誤用到今反對中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居民自治的頭上。而企業的員工是自由選擇的，他人不喜歡，可以挑另外的；他們擇業有艱難，企業經營同樣會有自已的困難，而且企業遲早總是要破產的，從而為新生的，更有效益的企業讓出市場。企業的員工既然是自由擇業，就不可以聲稱自已的擇業是被迫的，馬克思主義顛倒了這一條最基本的原則，變成了企業員工的擇業是自由的，所以他們是可以任意控告的。邏輯意義上等價於，自由戀愛的婚姻是自由的，所以彼此都可以此為證，控告對方強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