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司馬光，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他“砸缸救友”和主持編撰《資治通鑒》這兩個故事了。

    不錯，“司馬光砸缸”在中國家喻戶曉，司馬光則是留給世人以“神童”的形象。他不辭辛苦，曆經十九年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鑒》涵蓋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為史學界、界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他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君報國、取信於人，又恭敬節儉、溫良謙恭、博學多才、剛正不阿。儒家更是把司馬光奉為聖人，與孔子、孟子並稱為儒家三聖。

    司馬光是當時很多人追捧的對象，許多人都崇拜他、敬仰他。可是他卻是大宋王朝的掘墓人，以致外族南侵，大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也使得自靖康之後一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的這段時間內，漢族一直飽受少數民族壓迫，抬不起頭。

    如若司馬光一直專心治學、修身養性，足使他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一個好名聲，可與司馬遷、朱熹一樣成為文人楷模。可是他偏偏要參與政治，誤了自己誤了國家。

    宋朝在中國曆史上一直都是以“弱宋”的形象存在的，宋朝是許多中國人都瞧不起的朝代。究其原因就是由趙匡胤所製定的“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的國策所致。趙匡胤以武將身份篡奪皇位，自然擔心有人向他一樣黃袍加身。所以對武將和地方多加限製，以維穩統治。

    可是到了宋朝中期，五代十國的亂局早已歸入曆史，正統觀念又重新樹立起來並且深入人心。趙宋王朝再也不用像開國初期那樣對武將防的太緊，對地方限製太多，以致國防實力羸弱屢遭外族入侵而不能敵。

    到宋神宗即位後，宋朝財政虧空嚴重。廣大農民也因受不了豪強兼並、高利盤剝和朝廷賦稅徭役的加重，在多地暴動反抗。再加上西夏、契丹屢屢犯邊，大宋王朝正值內外憂患、積貧積弱、內外交困之際。神宗便對先代所製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有意變法以壯大宋朝實力。

    所以力排眾議大膽任用王安石開啟了曆史有名的王安石變法。眾所周知，王安石變法一直以來都受到極大的爭議。當然筆者也承認王安石變法過於急躁，存在著很多問題和不足。但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王安石變法的確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這在當時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司馬光卻裝作沒有意識到大宋王朝這巨大的危機，堅決反對變法。他反對的借口有兩個，一是：祖宗之法不可變；二是：王安石變法把本該屬於百姓的財富強行掠奪到了國庫，容易激起民變。

    第一句話便足以證明他的迂腐，不知變通的愚庸。要知道世事無常變化萬千，不同時代要有不同時代的治法，怎可以墨守成規呢？

    王安石的思想大致是“國本位”，認為國弱則民定弱，所以要首先讓國家強大起來，再談人民福祉。而司馬光認為“民本位”國家不應太過擾民。

    可後來的事實證明，王安石的做法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