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那年，是我這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我隻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公務員，在父輩的蔭蔽之下順風順水，雖然有些晚，但是也已經和一個我心愛的女子訂婚。但是35歲之後，我不得不流亡國外，不僅孤單一人，更是不得不麵對我早已遺忘的命運。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遇到克斯蒂安·卡斯滕森時的情景。那是在巴黎的老拉丁區，他當時的獨立工作室設置在一座五層的老式磚木結構樓房的頂層，麵也完全沒有看起來那大，房間麵絕大部分地方都被那種又高又大的實木書櫃占據，上麵塞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和文件夾，而且很多都顯得十分老舊，那種有著厚實的皮革封麵，並有燙金書名的典藏，則是和各種各樣的報紙文摘隨意地擺在沙發上麵。

    那張第一眼就無法讓人忽略的辦公桌擺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麵，假如是在傍晚的時候，廣場另一端教堂的尖塔一定會被夕陽投射下細長的影子，然後在那張辦公桌寬廣的平原上麵溜走。而與這張辦公桌相配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早禿的腦袋被一定帶蘇格蘭網格的高爾夫球帽隱藏。

    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克斯蒂安的情景，而他對於我的出現毫不意外。由於整間工作室隻有他一人，所以克斯蒂安客客氣氣地讓我坐在一張扶手椅上，還貼心地為我點上了一根煙。對於一個50歲不到就在自己的領域麵享譽全球的記者來講，他對待一個30多歲名不見經傳的埃及人的行為可以說是禮遇有加。

    不過還不等我說出自己的來意，他就率先開口，問了我一個猝不及防的問題，這個問題太有名了，以至於過於俗爛。這是“特修斯之船”問題，如果忒休斯的船上的木頭被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那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