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中國帝製時代，當朝的統治者對前朝或隔代的帝王的態度和做法有兩種，第一種是出自偏狹的意識一概否定，恨不能“掘地三尺”，令人遺忘；第二種是出自籠絡人心的需要，采取寬容的態度。後者的表現之一，就是對前朝帝王陵墓妥加保護，安排守陵並舉行祭祀禮儀。但這又取決於對先王先帝的評價而定。一般而言，若不是新統治這大腦思考錯位，都會對前朝帝王采取第二種態度。他們認為，死者對自己已經不構成威脅了，倒不如故作姿態以抬高自己，教化後人。

    秦始皇陵在西漢的保護是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的。劉邦臨死前，下詔給秦始皇守塚，除收攬民心用意外，其有點滑稽的諷刺意味。劉邦這此列入守塚的前六位前代帝王和賢者，秦始皇竟居於首位。明建立統一的漢家政權的劉邦還是承認擁有四海、澄明宇內的秦始皇之功績的。西漢守護秦始皇陵，大概維持到王莽時期。王莽後，赤眉造反大軍入關，漢家帝陵多遭到掘毀。東漢都城遷出關中，後又遭董卓之亂，割據混戰，導致三國鼎立。魏明帝景初二年（8年）五月下詔：“昔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隨之規定在兩帝陵“四麵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至於這位荒淫奢侈的魏明帝的詔書是否執行，無關緊要，但他把前後漢兩位開國之君，當作“謀除殘暴”的英雄，卻是代表當時人的看法。基於此，秦始皇當然地成為該誅的“民賊”，其陵墓任意踐踏、耕牧就可想而知了。

    西晉的短暫統一，卻伴隨著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關中幾乎近於無人管理。十六國時期，長安雖然曾一度作為前趙、前秦和後秦的都城，其中的後秦曾招致漢族名儒，出現過暫時的安定。但對皇陵的保護並沒有什建樹。隻有在北魏太武帝於49年統一北方後，才出現了近百年時間的相對穩定局麵。

    魏高祖孝文帝於太和九年（495年）九月，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隨之下詔“三公及位從三公者，去墓三十步”不得種植樹木。第二年，除遣使以“太牢”“祭漢光武、明、章三帝陵”外，又下詔“漢、魏、晉諸帝陵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踏”。由此可知，北魏遷洛陽後的護陵措施初期還是從對百姓的撫恤開始的。孝明帝於熙平元年（516年）八月曾下令保護古帝諸陵，詔曰：“古帝諸陵多見殘缺，可明赦所在諸有帝王陵墓，四麵各五十步，勿聽耕稼”，所謂“諸有帝王墳陵”，應該是包括有秦始皇陵在內的。因為關中不但處於北魏的版圖中，而且拓跋氏已經漢化。在此之前至西漢喪亂，前後長達五百年之久，那些“先賢列聖”的陵墓不知有多少遭到毀壞！

    到了隋朝，隋煬帝盡管一生很荒唐，但他即位初在保護帝陵方麵還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大業二年（606年）十二月詔書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麵，而曆運推移，年世未久，丘壟殘毀。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免其雜役，以供守視”。居住在帝王陵墓附近的十戶農民，被免除了隋政府的雜役，既不脫產，又能兼護陵墓，可是兩獲其利的好辦法。

    唐朝的護陵和致祭，前後有些變化。唐太宗貞觀四年（60年）下令：“自古明王、聖帝、賢臣、烈士墳墓無得芻牧。春秋致祭。”可到了唐高宗時，則放棄了對始皇陵的保護和祭祀，所持理由是“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二年（657年）六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本，提出根據行狀，確定祭祀的五條標準，即：法施於人、以死勒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據此，“始皇無道，所以棄之”。到了寶七年（748年），唐玄宗在興慶宮“受冊徽號。大赦下”，他一高興，對三皇以前的帝王在京城立祠廟的同時，包括“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在內，廣泛地進行了一次調整，並使“曆代帝王肇跡之處”的郡除置廟外，還增加了配享。這次明確了“秦始皇都鹹陽，以丞相李斯、將軍王翦配”，終算是給了他以“合法”的地位。

    李唐王朝經過黃巢起義的打擊，從根本上動搖了統治根基。但農民軍的叛徒朱溫降唐後，又於公元907年篡唐，建立起後梁王朝。自此出現的五代十國，就再一次開始了割據混戰的時期。陝西的關中地區同廣闊的中國北方一樣，經曆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等五個王朝，約半個世紀的時間。前此的帝王陵墓，無人管理，成了荒塚。以政治投機為能事的軍閥溫韜，在後梁時任節度使兼領靜勝軍，於藩鎮七年內竟盜挖了所有的唐陵，“取其所藏金玉”，成為有名的罪在不赦的“盜墓賊”。秦漢陵墓之所以辛免兵匪的浩劫，並不是這些人發什善念，而是他們知道這些陵墓早已破壞過，比不上挖唐陵盜寶來得“保險”。盡管如此，秦始皇陵仍然還是處於“樵采不禁、風雨不避”的墜毀狀態。

    北宋時，各個皇帝很重視對“前代帝王陵寢、忠臣賢士丘壟”的保護，可是曆代王朝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宋太祖趙匡胤剛一登基，於建隆元年（960年）就下詔郡縣，要其置戶守陵，對“墜毀者修葺之。”隨後，對包括秦始皇在內的曆代帝王陵墓明確各設置守陵兩戶，而且要“三年一祭以太牢”。過了十年，宋太祖又下詔對兩京、鳳翔、雄、耀等州內的二十七個帝王，準備了法服、常服各一襲，重新安葬，並要“所在長吏置祭”，理由是這些陵墓“常被盜發”。第二年，不但“增前帝王守陵戶二”，還“發廂軍千人修前代陵寢之在秦者”。北宋修陵見於記載的還有兩次，而且相隔的時間都很近，足見其重視的程度。這兩次就是：真宗鹹平元年（998年）十一也詔：“葺曆代帝王陵廟”；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詔：“修葺曆代聖賢陵墓。”